美外关系协会：美国的“中央党校”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称为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由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
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运作资金主要是美国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提供的。外交关系协会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外交协会是一个由各个领域的精英组成的优秀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己对政府的压力，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面往上施加压力，来左右政府的决策。
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自二战以来，除了3人例外，几乎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是该协会的会员。几十年来，两党轮流执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就是因为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从1921年到现在，绝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由该协会担任，从艾森豪威尔以后的国家安全顾问基本是由该协会内定，除此之外，外交协会还有14个人担任了美国国务卿（1949年以来包办了所有国务卿人选），11个人担任了国防部长，和9个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因此不妨说，外交协会就恰似美国的“中央党校”。
美国外交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出，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美国应该以“一体化”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即要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与他国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并促使更多的国家融入国际体系。
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来应对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欧洲的离心离德以及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美国怎么样才能遏制恐怖主义，发展贸易，阻止核扩散和促进自由？
遏制政策无法继续行之有效，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适合于冷战和“9·11”之后的世界的外交政策，需要一项指导原则，一个能让决策者依此规划战略和明确重点的理论。
那么对美国来说什么样的外交政策理论是恰当的·理查德·哈斯认为是“一体化”。它依据的是以共同立场应对共同挑战的观念，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与世界上其他大国合作以作出有效的国际安排，并共同采取行动。将这种与大国的关系扩大到涵盖另外一些国家、组织和民族，这样它们也可以来享受具体的安全保障、经济机遇和政治自由带来的好处。最后，还应该让朝鲜、伊朗等国融入全球经济，使其能享受与全球经济保持一体化所能带来的好处，从而换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道路。
遏制是适合于冷战的理论。但在这个时代，对于美国来说，必须找到争取他人加入而不是将其拒之门外的途径。一体化符合这一标准以及新理论所需的其他因素。
如果决策者接受“一体化”作为美国的理论，他们就将承认和适应新的现实，即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受到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于一个敌对大国。相反，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核扩散、传染性疾病、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气候的变化。
彼尔德伯格，精英的俱乐部
1954年，约瑟夫·瑞廷格（Joseph Retinger）、荷兰贝恩哈德亲王、迪安·鲁斯克（Dean Rusk）等欧美政治家，以及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等富商巨贾首次在荷兰彼尔德伯格酒店聚会。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加强美国与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共同抵御当时的敌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这是个包含15个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今天的俄罗斯。之后他们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一手创立，名字取自一家宾馆。可以说这一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俱乐部汇聚了西方政治、经济界以及学术界的精英和顶尖人物，其中欧洲人占2/3。除了俱乐部的3位元老级成员基辛格、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大卫·洛克菲勒和菲亚特集团老总阿涅利外，每年的会议都会吸引不少西方世界的顶级人物。其中，政界人物包括出席1991年会议的克林顿和参加1993年雅典会议的布莱尔。财经界人物则包括奔驰汽车公司总裁施雷普、诺基亚总裁欧利那、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等。俱乐部内设一个“领导委员会”，其主任一职长期以来由北约前秘书长洛德·彼特担任。此外，俱乐部还有一个由包括洛克菲勒和阿涅利等十来人组成的理事会，以及一个由各个参加国组成的委员会，他们有权邀请另两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随着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他们采用了酒店的名称命名）的成员现在只需关注一件事情：确保市场经济的繁荣并将它扩展到全世界。每年聚会时，俱乐部约120名成员在一个对外封闭的豪华酒店里呆4天，讨论世界上的重大问题（伊拉克战争、亚洲经济危机、伊朗核问题等）。这些商人和政治领袖尝试在这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并决定是否实施别人向他们提出的建议。
但是这些权贵们也可以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之外的场合碰面，他们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也不是什么秘密。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历史上曾传出一些极具轰动性的消息，由于其主办者口风甚紧，这些消息并未得到确认。比如，左派英国报纸《大消息》曾称，俱乐部成员在某次会议中决定让俄罗斯轰炸车臣。据美国记者杰姆·吐克称，俱乐部成员还一度决定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政权发难，因为她反对实行欧元。在世界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的今天，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也面临两难选择：或者向媒体开放，使自己公开化，或者保持现在的神秘感，而让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包括那些严重损坏俱乐部形象的假消息。
5月15日至18日，有“西方精英秘密俱乐部”之称的彼尔德伯格会议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特里亚侬宫宾馆举行。一时间，众多西方政经界顶级人物的莅临，不仅使特里亚侬宫成为法国戒备最森严的地方，该俱乐部的神秘形象也再次引起外界的好奇。据到现场采访的法国独立记者文森特称，特里亚侬宫宾馆附近随处可见全副武装的警察，通过该宾馆的所有道路均被封锁，方圆300米内便禁止任何车辆进入，惟一的入口设在女王大道上。进入宾馆的来宾车前窗上均贴着红底黑色的B字，在经过两道关卡的检查，即通行证查验和安全检查后方可入内。
同一般的国际会议不同，记者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人。虽然会议明令禁止新闻媒体的采访，但每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都会招来一些颇具好奇心的记者。据文森特称，今年的凡尔赛会议不仅吸引了从1982年便开始跟踪此会的美国记者杰姆·吐克，还有数家来自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媒体。记者们刚一露面，就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有的还被录像跟踪。不仅如此，他们的活动也受到警察的干涉和威胁，后者甚至以“照片版权”为由没收他们的相机。鉴此，一位有经验的法新社记者称，采访彼尔德伯格会议的记者一定不能单独行动，否则人身自由难有保障。据报道，《金融时报》记者戈登·特日尔1976年曾因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被炒鱿鱼。1998年，一名苏格兰的记者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与会议有关的消息，被当局拘留了几个小时。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沉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参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除了避免受到新闻记者的干扰，会议组织者还对宾馆内部的工作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特里亚侬宫宾馆在会议期间停止向公众开放，所有非俱乐部成员的客人必须退房，临时雇员们则被遣送回家。对于留下的工作人员，会议主办方明令规定：不准他们私自看望任何与会者，不能与任何俱乐部成员交谈——除非被叫去问话；透露任何与会议有关情况的工作人员会被立即解雇。
鉴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性质，与会者的名单是不能向外公布的。然而，由于担心外界胡乱猜测，主办者每年也公布一个“官方名单”，不过这个单子并不包括所有与会者，尤其是那些顶级人物。2005年的受邀者包括央行负责人、防务专家、媒体大亨、政府部长、首相总理、皇室成员、国际金融专家以及欧美各国的政治领导人，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银行家大卫·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及王后索菲亚等均是凡尔赛会议的座上客。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成员与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朝圣者协会（the Pilgrims Society）、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和著名的“圆桌会议”（The Round Table，1910年英国牛津和剑桥建立的精英组织）有密切关系。圆桌会议（否认自己是正式组织）要求建立更有效的全球帝国形式，以便在整个21世纪维持英美霸权。
这当中有些人比其他人的控制权更大。他们是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首席执行长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诺基亚（Nokia）老板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集团（Daimler Chrysler）的施伦普（Jeurgen Schrempp）、前北约主席、现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主席萨瑟兰（Peter Sutherland）、即将卸任的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和“黑暗王子”理乍得·珀尔（Richard Perle）。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即将出任世界银行总裁的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永久会员。乔治·布什（George Bush）在彼尔德伯格2005年会议期间碰巧在邻国荷兰参加二战胜利周年纪念。他也许顺道参加了该俱乐部的年会。
虽然彼尔德伯格会议自称为“私人俱乐部”，同“八国峰会”等官方会议不同，但该俱乐部涉猎的议题比其他国际会议毫不逊色，北约发展、伊斯兰问题、能源问题、世界经济增长等西方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都是其谈论的内容。凡尔赛会议的主题包括伊拉克战后的法美关系、中东和平路线图、欧洲独立防务等各种时髦话题。另一方面，彼尔德伯格会议往往被认为是西方重要国际会议召开前的预演。比如，2001年俱乐部会议的会址选在当年的欧盟峰会召开地哥德堡，开会时间也选在欧盟峰会的前几天。2005年的凡尔赛会议与5月19日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地点巴黎只有20分钟车程，同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八国集团”会议也仅差半个月的时间。
或许是由于这样的“巧合”，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历史上对西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73年，俱乐部曾成功地使国际石油价格增长了400％。创建成员之一的亨利·基辛格当时迫使以色列在同埃及和叙利亚的磋商中让步，使中东的产油大国获得了大量油田的开采权，并以投资伦敦和纽约的银行作为交换条件。俱乐部此举的目的是稳定当时的美元汇率，因为美元从1971年开始便不再同黄金挂钩，且面临着巨大的贬值压力。俱乐部还在1957年产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罗马条约》的制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