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个颇自负的杨修在曹操面前一再表现自己的聪明，后来被曹操找个借口杀掉了。如此种种，说明难得糊涂乃是超然物外的至高境界，是真正的大彻大悟。
但遗憾的是，有人偏偏不懂糊涂，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就拿唐初的谋臣刘文静来说，如果他在老朽的李渊在位时懂得糊涂之妙，肯定会安度晚年、享尽荣华富贵。可是，他太斤斤计较眼前利益了，竟然在李渊活着时大发牢骚，怎么能不倒霉呢？
刘文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时的主要谋臣，在后来的数次战役中屡立大功，说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并不为过。
与刘文静相比，裴寂的资历要浅一些。裴寂是经刘文静的介绍才加入反隋行列的，但他善于结交李渊，甚至将隋炀帝的宫女私自送给李渊，与李渊在酒桌上称兄道弟，是李渊的酒肉朋友。
李渊称帝后，对裴寂的宠爱异乎寻常，授予他右丞相之职，每次上朝与他同登御座，退朝后相携入宫，对他言听计从，赏赐无度。而刘文静却不受庞信，官职只是一个小小的尚书，因此他感到很不公平，每次上朝故意与裴寂唱反调，渐渐地两个人成了死对头。
有一次，刘文静在上朝时，受到裴寂的一番奚落，回到家中仍余气未消，以刀击柱，发誓说：“我一定要杀掉裴寂这个王八蛋！”
岂料家贼难防，刘文静这些话被他的一个失宠的小妾听到了，并且上告了朝廷。朝廷审问时，刘文静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当初起兵时，我的地位在裴寂之上，如今裴寂被授予高官，而我的官职比他小了许多，所以心怀不满，酒醉之后说些过头的话也是人之常情。”李渊知道了刘文静的申辩很生气，认为他有谋反之心，决定将他处死。朝中多数大臣都为刘文静说好话，据理力争。其实，李渊觉得刘文静与自己比较疏远，总是不放心，想趁此机会除掉刘文静。裴寂看出了李渊的心思，火上浇油地说：“刘文静的确立过大功，无奈他已经有了反心，如今天下还不太平，若是赦免了他，肯定会成为后患。”
这话正中李渊的下怀，李渊立即宣布将刘文静处死。刘文静临刑时，仰天长叹：“古人说，飞鸟尽，良弓藏，真是这么一回事啊！”
中庸之道能方能圆
把中庸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叩其两端而竭焉”，达到“无过无不及”的办事效果。孔子的中庸思想并不是绝对求中，它也强调事物的变化，当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了“中庸”实现的时候，就必须权衡损益，因事制宜，立足于变，变中求常。所以对于老板来说，就既要坚持中正之道而又取于打破常规。
方是经商的脊梁，圆是处世的锦囊。方外有圆，圆中有方，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应不变，才能无往而不利。
反常而合道
“权变”思想是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目前探讨得很不够。在我们印象中，孔子是讲“中庸”的，他“叩其两端”之后，走一条中间道路，以免“过”或者“不及”。后人多认为孔子思想“一以贯之”，不愿看到或正视孔子的矛盾思想。其实不然，孔子是很重视灵活机动处理事情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孔子自身的事迹吧：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对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位矣。”（《论语·阳货》）孔子本来很厌恶阳货，但为了明哲保身，也应该灵活应付，“时其亡也而往拜之”，乘阳货不在家时候去拜谢，没想到在路上却相遇了。阳货讲了一通“大道理”，气势咄咄逼人。孔子只得姑且答应“吾将仕”，以免其祸。苏轼对此赞赏道：“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唯诺，以逊辞免，善待权奸之法。”
孔子本人也以善于权变而自得，他对学生子夏说，颜渊的“信”，子贡的“敏”，子路的“勇”和子张的“庄”都胜过了自己，但他们各有不足之处：“回能信而不能反；赐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为也。夫所谓至圣之士，必见进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孔子认为学任何品德都要晓之以进退屈伸的道理，要掌握通权达变的方法，认为自己比弟子的高明之处正在此处。但他并非乱用权变，讲究有个原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怎样才是“不逾闲”呢？“礼”即是基本标准。譬如孔子一面说：“礼之用，和为贵”；同时又强调“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强调“和”要由“礼”来统帅，以免“和”发生质变，而变为“同”了。正如《论语·子路》里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上面我们不厌其烦地大致描述了孔子的权变思想，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权，就是权变通达，灵活机动，不要固执己见，偏执极端。说到企业管理上，则不外是在企业经营中要审时度势，因利制宜，以变制胜罢了。
那么，怎样通权达变呢？基本原则有四条：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适其时”，指老板要根据实际的时势，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正如《周易》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孟子对孔子适时应变的态度十分赞赏，认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并对历代圣人的特征做了点评，认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得其直”就是说，做事要合乎礼义。《礼记·中庸》里有“义者，宜也”的说法，连孔子都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其意谓老板对于治理天下的事情，没规定必须要怎样干，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干，只要怎样干得合理，就怎样干。看来，通权达变还必须合理，恰当，合乎礼义。
“合其道”就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应合乎一定道理。孔子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下既如此，况一企业乎？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不能因迁就某一利益来牺牲“道”。
华人首富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位关于通权达变，“反常而合乎道”的杰出老板，他认为拘泥不变，安于守成是竞争的大忌；只有审时度势，先知先变，才是制胜的法宝，在市场竞争中亦当如是。因为现代企业是一个“适应的开放式大系统”，经营是动态的经营，也就是说经营环境的最大特色是多变。要使自己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掌握不断变化的需求动态，了解不同市场的不同特色，注意对手的策略；不断采取相应的正确对策变于人之前，把握良机，夺取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李嘉诚于1950年借资金创办了长江塑胶厂，当时投资塑胶工业是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因为塑胶是一种新型工业产品，适用于多种领域，而且塑胶产品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又无所谓淡季。李嘉诚最初加工塑胶玩具，小赚了一笔。时隔不久，许多企业也都参与了塑胶玩具的制造，李嘉诚预测塑胶玩具将出现积压，他当即坐飞机到西欧考察，见许多情人、贵宾互相赠送塑胶花，他敏锐地意识到生产塑胶花是一桩很有市场的生意，便到意大利塑胶厂探问了加工的工艺后回到香港。当塑胶玩具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长江公司的塑胶花横空出世，立即销往整个亚洲市场，赚了数千万港元，而且使长江塑胶厂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生产塑胶花的厂家。当别人又仿效长江公司加工塑胶花时，李嘉诚又开发其他塑胶产品，均获硕果。他力求预测在先，眼明手快，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策略，果断出击。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引发了香港商界人士的不安。许多老板、老板纷纷低价出售自己的产业，携款迁居国外，或在国外重新经营。而李嘉诚“反其道而行之”，筹集一笔笔巨额资金，别人大拍卖，长江公司就大收买。他为何有此举动？他认为，一个集团企业决策者如同集团里的统帅指挥官，首要的是审时度势，不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暂时现象，乱后必有大治，而且依据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决不会对香港采用武力方式夺回。于是李嘉诚的长江公司廉价购进了7块地皮，以及大量建筑材料和高楼大厦，同时又营建了一幢幢现代化标准的大楼，购进了半山风景区“赛西湖”宝地。到了1976年，李嘉诚拥有地皮面积上千万平方米，他拥有的楼房面积上千万。这么多房地产，卖不出去怎么办？1976年后，中国先后进行拨乱反正和实行对外开放，许多外商也纷至沓来，在香港开办各种机构、公司、商行、酒楼、宾馆、娱乐场所等。这时的房地产价格与10多年前相比，自是今非昔比了，暴涨了20倍！李嘉诚卖出了一大批楼房和地皮，他获得一笔笔巨额暴利，变成了香港首富。
由此不难看出，李嘉诚紧紧跟随市场，而且往往敢于大胆的预测市场的趋向，同时高瞻远瞩，目光远大，顺时而动是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决诀窍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