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投资中，利益和风险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地出现。所以，降低投资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多元化经营。所谓多元化经营，就是不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投资在一项事业上，否则风险太大，一旦此项目失败，就会全军覆灭，投资就像是打了水漂，一去不回。如果把资金投资在不同的几个项目上时，它们的风险不尽相同，有的大，有的小，一旦风险大的项目投资失败，遭受的损失还可以由获利的项目来加以弥补，一旦大项目获得成功，则可以得到高额的投资回报。所以，要降低风险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投资组合，这就是分散投资的好处。
尤其是当手握一笔数目不菲的资金，需要将它进行运作并获取利益的时候，此举更为重要。有了钱，就要把它用起来，但一定要降低投资的风险。
虽然一百多年前的胡雪岩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的教育，也没有修过哈佛的MBA课程，可他显然是一个出色的资本运作高手和风险投资家，他的经验依然值得后人学习。
纵观胡雪岩所涉及的领域，不可谓不广。他从自己的老本行——开钱庄入手，一步步发展到制药、生丝、房产、粮食、货运等行业，真可谓胜者通吃。当初，胡雪岩在生意上有了起步之后，他又马上想到了另外一项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大生意：他准备借用漕帮的人力、漕帮在水路上的势力以及他们拥有的船只，揽下公私货运，同时以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为基础，大规模贩运粮食。
由于投资水路运输利润巨大，当时的上海早已成为官私、中外海河运输争斗的焦点。再者，胡雪岩大规模贩运粮食本身也有大利可图，因为动荡的时局已经为他准备了三个绝好的条件：
其一，太平军沿江东下，战乱之中，大片良田撂荒，粮食减产，米价必然大涨，贩运粮食必会有利可图；
其二，兵荒马乱，战事日紧，许多地方连成熟了的稻子都无人收割，更别说往外地运送了。此时正好借助漕帮的人手和水路势力，抢运粮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具备了，说不定还能弄成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独门生意。
其三，清军与太平军的大战势在必行。粮食无论对交战的哪一方都是大事，双方会在同一块地面上进行拉锯战，要是自己能够抢运出粮食，不让太平军得到，必然会得到清军的支持，运输也会顺利许多。
有了这三个条件，生意哪有不成的呢？
如果是一般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一定会想到收缩投资战线，以求自保。可胡雪岩想到的却是发展，在乱世的缝隙里发现了一条条投资的快捷方式。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有时候，只有高风险才能带来高收益，所以，在学会规避风险的同时，也要学会利用风险。要做到胆大心细，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有了资金，就要把它用出去，以钱生钱。同时，还要不断地以投资的方式扩展自己的经营范围，获取更大的利润。如果有了钱不想用或是不敢用的人，那他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在经济领域里翻江倒海、大有作为的成功人士。
反观胡雪岩的发达过程，他能由白手起家，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就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富，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能不断地开拓自己的投资领域，而不是仅限于某一门某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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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与近代金融
看谁挺得久，看谁先撑不住，胡雪岩敢想敢做。
同是坐庄，也有高下之分。像胡雪岩一样，敢作敢当，一人做事一人担，知道自己在坐庄、在赌命，不拿“投资价值”来唬弄老百姓的，才配叫光棍庄家。而其它一些庄家，坐庄却不敢承认，拼命想把监管层和股民拉上同一条船，就属于半吊子庄家。
胡雪岩以其阜康系列的迅速崛起和倒下，写就了一部光棍庄家的悲剧。德隆系自称中国的“巴菲特+杰克·韦尔奇”，要打造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威和通用电气的“半吊子庄家”，也同样迅速地崛起、倒下，只不过这次不是悲剧，是闹剧。
德隆毁于股市的坐庄，而胡雪岩的阜康系，则毁于在生丝贸易上的坐庄。从坐庄的成功概率和眼光、气魄、格局来讲，胡雪岩的坐庄，要远胜于德隆。胡雪岩确实垄断了对下游来讲很“要命”的原材料资源——生丝，他知道对手是谁，知道自己如果无限期地硬撑下去（尽管这不可能做到），洋人就可能被迫高价接货。而德隆不同，证券市场股票筹码的供应，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即使他们可以无限期地硬撑下去，也只能独自举重，别人会绕过他们，寻找不断上市的性价比更高的新筹码。
胡雪岩于1870年开始进入生丝业，而那次导致他破产的坐庄生丝，是从1881年开始的。胡雪岩不断地囤积生丝，到了1882年，已经囤积了8000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不出他所料，市面的生丝价格，果然被抬上去了，但是，胡雪岩仍然不满足，他自恃手上控制着阜康钱庄和当铺，俨然“金融控股公司”，后备资金充足，所以不但不抛出生丝，反而继续囤积。
与胡雪岩对峙的对手，也就是生丝的买家——缫丝工厂，很大一部分属于洋人。当时胡雪岩的判断是，缫丝工厂如果买不到生丝（原材料），工厂就无活可干，无货可卖，所以，他们迟早要买生丝；而中国的生丝，一半都抓在他手里，要想买生丝，就必须得买他胡雪岩手上的生丝。这就像两个人比憋气，看谁憋得久，看谁先撑不住，胡雪岩当时认为自己的“气”比较长。很可惜，最后先撑不住的那位，却是胡雪岩自己。
时下有些庄家，常常要找出无数条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股票筹码如何地具有“投资价值”，然后生搬硬套、寻章摘句地拿一些国外投资学的东西来吓唬人，唬弄老百姓，不但可笑，而且可鄙。而胡雪岩则不啰嗦也不废话，直截了当地告诉外商：中国的生丝，抓在我胡雪岩手里，你要想买，就得出高价；如果嫌贵，那就看谁能挺得过谁，这才叫“光棍”庄家的气势。
1883年的胡雪岩和2004年的德隆，运气都不太好。德隆遇到了一连串的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压力，而胡雪岩面临的困难，比德隆大得多得多。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兵船开入吴淞口拦截检查船只，人心惶惶，上海的银行、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都收紧了资金；各路企业都感觉到周转不灵，人人都相信手握现金是上算，已经有几家小钱庄率先倒闭，如同在德隆之前倒掉的那些庄家。可是，中法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绝非一夜之间的事情，胡雪岩完全有时间未雨绸缪，可是，他此时已经决定，一赌到底——“赌命”。所以，此后无论发生什么，他的决策都一样：死撑、硬挺，继续赌命。他知道，自己已经选择，已经下注，这个赌注意味着什么。
当时上海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灭，是另一件“不巧”。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徐润，就栽在这次地产风潮中。当时上海房地产牛气冲天，大商人买地、盖房出售、再买更多的地，以为这个赚钱的魔术可以永远变下去。地产大鳄徐润甚至已经着手到伦敦招股上市。可是，1883年上海地产泡沫破灭，价格大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在观望，没有成交量，削价抛都很难抛出去。炒房的资金，很多来自于票号、钱庄的贷款，甚至来自于挪用公款，大家都拖不起，所以，破产者比比皆是。这样一来，市面更萧条了。
更加不巧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股灾，也在1883年发生了。这次股灾之前，上海出现了第一次股票牛市，首当其冲的是矿局股票，这是“资源类股票”，往下挖就是钱，很有一点“投资价值”。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1883年7月上海的股票价格开始大跌。这些炒股的资金，很多都来自于钱庄，而钱庄的钱，则大多来自于山西票号和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在当时的上海金融界，发挥着现在中央银行的部分功能。外国银行此时收紧银根，催收贷款，大家割肉不及，哀鸿遍野，一大半的钱庄倒闭破产。
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失败之后，仍然成为传奇和偶像，就在于，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光棍庄家。他在阜康系倒下之后，不逃跑，不回避，不作困兽之斗，不拖累别人，老老实实地呆在杭州，帮助托管阜康、清理残局的清朝政府料理残局。胡雪岩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和后果，当尘埃落定之后，他平静地在自己家中死去，为他的光棍庄家生涯，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