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曾工联系上了来海南创业的家乡朋友林海、甘亚平、陈章喜等人，我们应邀去他们那里聚会。
一天下午，我与曾工打的去一个名叫秀英村的地方，去与曾工的老乡聚会。在车上，听司机说，秀英村原来只是一个小村落，几十户人家，现在可大了，不说详细地址，如哪条路哪条街道，哪个桥，很难找到要去的地方。曾工虽然说了具体地址，的士司机还是七弯八拐地费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老乡租住的那栋楼。老乡见老乡，满脸喜洋洋。因为都是家乡从事建筑业的老乡，一见面，无话不说。他们来海南有一年多时间，做了不少的建筑业务。据说，他们带来的自有资金很少，凭着经营灵活与辛勤劳动，很快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他们只有四个管理人员，揽到建筑工程之后，就招收外地队伍来施工。平时他们也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俗称“炒地皮”，“炒房子”）——就是先付部分房款将房子订下来，然后，急找买主。找到买主后，商谈成交，赚取其中的差价。
他们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位南下海南的老板带着80万元来“炒房”，他到海口市租了办公场所，买了一台豪车，聘了一个女秘书，此时身上仅剩3万多元了。他这才带着女秘书开始找房产业务，找了几天没找着，后来终于看好了一栋区位优势、交通方便的商住两用房屋。对方开价整栋为228万元。通过商谈，最后确定210万元。双方商订先交3万元定金，7天后付清全部房款。如果付不清，合同失效，定金不退还。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开着车、带着女秘书四处奔走，推销房子，终于在第5天找到买主，谈妥出手价为270万元，一次性付款。他这次房产交易净赚60万元。他们说这个故事时，并无一点惊讶之色。我与曾工却像在听传奇故事一样。他们还说，海南几乎每天都在演绎着这样的故事。这时候来海南的人已有几百万，人们普遍感受到那里的政策宽松，是适合创业的环境。一般企业3年之内，工商、税务部门不会登门，3年以内做好了，就主动去税务、工商登记交纳相关税费，如果没有做好，就是真正的“下海”了，沉没了，而后或从头再来，或偃旗息鼓。这就是当时普遍的“下海”现象。
与曾工的老乡们聚会交谈很是兴奋，在他们公司驻地吃着他们食堂里的加餐宴请。闲聊中，得知晚餐后，老乡陈章喜晚上还要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谈判一宗房产交易，曾工笑着对他说：“这比在家坐办公室要累多了吧？”老陈说：“累有所得嘛。”老陈在家乡是正科级干部，地区定额站站长的职务。怀着兴奋的心情，我与曾工辞别了他们，并约定回家乡时再聚会。
在海南岛十来天，我先后去了琼海市、三亚市、儋州市、秀英港等。看到的一处处建筑景象，给了我一个提示，土地在农民手里能种出粮食、棉花，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如果在城市里拥有一块土地，就能“种”出房屋，它不但为人们提供安居的场所，更为“种”房子的人带来丰厚的报酬。
4.再赴深圳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深圳市安全局的温波。温波是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部队复原后到深圳市安全局工作。他因为朋友的投资失误，因故来到省城长沙市与该市安全局老周联系，而老周是我的好朋友。经老周介绍，我认识了温波。
温波三十来岁，是个热情开朗的年轻人。通过交往，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听说我在益阳市区买了一块地，就到现场来查看。从现在看，我这块地所在益阳闹市中心，但在当时并显示不出区位优势，更谈不上会有投资者来合作经营。温波建议我先把土地开发的项目搁置一段时间，如果有可能，可去深圳或者香港那边去看一看。温波说，当时我们益阳的城市现状，与15年前的深圳宝安是一样的。但国家的经济建设是向前发展的，一定要向前看。温波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想变化，激起了我再到南方特区去看看的想法。
1996年炎夏的某天，我心怀梦想，打点行装，与一位姓龚的朋友又一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来到了阔别7年的特区深圳。
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89年的夏天，7年时间过去，深圳已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大城市。人口由当年的60万猛增500万了，原来深圳市的主干道深南大道只有几公里，即从黄贝岭村到岗厦村的上海宾馆处，过了上海宾馆再往前走就是泥沙道路，而现在的深南大道向两端延伸，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面貌。还有更大的变化在“关外”，即深圳市的郊区，到处都在建工厂，各种名目的“工业园”招牌令人目不暇接，整个深圳市2500平方公里都是一块热土，一个大工地。市区宝安路与深南大道交汇处，竖立着邓小平先生的巨幅画像。我感到他那慈祥而炯炯有神的目光，无时不在注视着特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在宝安路的红岭大酒店安顿好以后，姓龚的朋友打算去罗湖口岸、沙头角考察一下生意上的事情。我告诉他，有位深圳姓温的朋友会来找我，这两天我们分别活动，并约定在深圳最多停留三天时间。
与温波通过电话以后，他很快开车过来了。我提出去东门商业街看一下。他爽快地答应了，立刻驱车前往东门。到了东门，他把车停在一处宾馆内，领着我沿街步行。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而东门是宝安县最繁华的商业区，虽然城市不断扩大，但东门（又称老街）仍然不减当年的繁华。
东门商业街禁止车辆入内。每条小街上都挤满了购物的人群。这里有部分商品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内地的人很喜欢，如丝袜、香皂等等；从内地来深圳上市的各种工艺品，香港过来的客人也很喜欢。我遇见了一位益阳姓贾的老乡，他从浙江义乌贩来工艺品及拖鞋等，再批发给香港的客人，生意做得很红火。
这时温波把我带到东门一处新建的商业大楼面前，神秘地告诉我，他准备在此买一个铺面，面积不大，但每平方米售价为6万元，他打算再去砍一砍价，估计5万多一平能成交。我看了一下这栋6层的商业楼，每层都有电梯相连，这与我们老家的建筑模式没有什么不同，而它的首层门面却能买到五、六万一平方米。看来建临街商铺是很有经济价值的。这时候，温波与销售中心协商价格后，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地域是深圳市最繁华的商圈，现在一平方米五、六万，将来肯定会翻番，涨到十多万元的。我当时却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他说的是天方夜谈。而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几年以后，那里的临街门面的价格涨到十万多元一平，至于现在是什么价我就不清楚了。
晚上，温波带我去罗湖的建设路上逛了几个大商场，每个商场的每层面积都很大，里面也是挤满了购物的人。夜幕降临，灯火通明，霓虹下闪烁着各式门店招牌，其中有一个叫“万住”的超市招牌吸引了我，我不知“超市”是什么样的商场，于是邀温波一同前往。
一进“超市”门厅，才知道这是一个自选商场，那时我们老家根本没有这类商场。我也觉得新鲜，于是到商场里面逛了一圈。这个“超市”共有两层，这里的商品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各式货柜上，任你挑选，你可推着一个小购物车，一边欣赏物品，一边选购所需的物品，是真正的“各取所需”，当然人民币是少不了的。这里的购物人群基本上是当地的居民。
第二天，温波陪我喝过“早茶”以后，带我去了“关外”的观兰镇公明村，去看一块他朋友买的土地。温波说，那是一块工业用地，可以盖工厂厂房。但我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一片远离市区甚至可以说是远离郊区的荒山野地，连一条像样的路也没有。我当时想，这怎么盖厂房呢？即便盖了厂房又有谁来租用呢？而温波说，你如果有兴趣来盖厂房，可以自带资金来，建成以后，如果不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可以用房屋折价抵付工程款。他还说，因为他和土地的主人是朋友，又知道我是搞建筑的，所以才介绍我来现场看看。
那时的我真是看不到深圳发展的后劲。我婉言拒绝了温波的好意。而以后不到几年时间，那地方真的成为了工业区，被一家台资企业长期租了下来。
后来，温波又带我去清水河（地名）看了他买的一块宅基地。建房土地只有120平米，可建四、五层的住宅楼，但也是一个没有很多人居住的山坡上。我计算了一下，如果建五层住宅，大概需要40多万，而地基买价为10万元，共计造价是50多万元。他问我要不要买一块这样的宅基地，但又说，这个地域已经没有了，要买要到龙岗镇的同乐村，离罗湖市区有30公里的路程。我也婉言谢绝了。
3天以后，我辞别温波，与姓龚的朋友踏上了归程。这次到深圳，所见所闻，更增加了我对土地价值的认识。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特别是城市市区的土地，尤其如此。
回家后，围绕如何规划建设好我已拥有的那宗土地，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沉思。深圳发展的榜样是香港，内地发展的榜样是深圳。具体到我，又该怎样发展呢？
5.陷入迷茫
改革开放的热潮，使我这个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从泥土中洗脚上岸，走进乡村企业，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编制的建筑工人。我每天忙忙碌碌，东奔西跑，但一年到头并没有自己如愿的作为。虽然当年我们的公司也曾是湖南省集体建筑企业协会成员单位，本人也曾是这个协会的理事，但我仍然觉得头上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无穷的东西笼罩着，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无法伸展自己的全身力气，内心有说不出来的困惑与迷茫。
当村建筑公司初具规模时，我提议将公司驻地周边正在办预制构件厂的土地征用下来，现在可作为公司用地，将来可作为公司职工（即失地农民和外聘的技术人员）建宿舍的用地。我觉得这本是一个较好的长远规划，且当时国土部门办理这个手续也非常便利。但公司其他领导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说，村级公司本是集体所有制，用地无须出钱购买；又说公司领导也不是长久之计，说不定哪天就要走，于是这个建议就被搁置了。
1992年，我进入村支部、村委班子以后，在驻村干部陈安保同志的指导下，我起草了一个长达二万多字的村级经济发展规划。规划中提出由村委会组织成立10个企业，每个企业购置四、五十亩土地，购置土地的区域在现今城市主干益阳大道、龙州路、海棠路两侧。土地购置后，再引进投资方，按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我这个规划的出笼，是自己多次到深圳、海南、珠海，以及内地一些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地方参观学习的结果。但村支部、村委会开会讨论我起草的规划时，大家都不发表任何意见。
这种沉默，显现出村支部和村委会对我那规划的不屑。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尔后，个别人向乡政府领导去汇报，说我的规划不能实行。一是说我想把村里当时存入银行的土地征用款四百多万元全部花光，心术不正，贻害村民；二是说我领导经营的村建筑公司经营效益也不大，还欠着村里的上交款（注：由于送工人带薪读书等原因，村建筑公司上交村上的利润确实不多），如果把土地买下来，没有人来合作或投资，岂不是钱财两空？这样全村的命根子都会败在我手里。这样的议论，特别符合现实主义农民的短视目光。一时间，我在村上受到了极大的非议和孤立。一些人甚至背后嘲笑我是“外婆想吃盐——想到海里去了”。
面对这种情况，我据理力争。我对一些人说，不错，我们村是最早实行老人生活补助金的村之一，现在年满60岁的老人，每月由村委发放了50元的生活补助，但大家是不是看到了，这些钱来源于按政策由村委会取得的土地征用款的40%。而土地是不可再生的，靠这部分收入来支付村民的养老补助，是无源之水，不发展企业终究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声嘶力竭地列举深圳等开放城市的现实来说明问题，但都无济于事。我从各种渠道听到村民们的回应：“如今政府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多得不如现得。”那言下之意，恨不得把那四百多万元一次性分掉，放到自己口袋里心里才踏实。
不仅村上没人支持我，上级还采取组织措施从根本上铲除我的意见和影响。我提出发展村级经济规划后不久，村建筑公司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由主持全面工作的经理调整为主管技术的副经理，原来主管技术的副经理担任经理。1993年，在本乡乡长陈某的主持下，免去了我的村支部委员、村委会委员的职务，但免职通知至今都没有与我见面。
我从1986年起创办村建筑公司，自始至终全心全意，落到这步田地，始料不及，心里特别难受。
1993年初，本地开始出现个人合伙的股份合作公司，我从这里看到一线光亮，心里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开始下决心走出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时着手策划成立私有制企业的前期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