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的住所来看，我是地道的益阳市人。其实不对，像我的住所大海塘村，乃至更大些的范围，过去是地道的乡村，变为城市就是近十来年的事。我曾在在这个小山村从事农业生产长达21年，我不情愿故乡变成现在这样的繁华闹市。在我的记忆和向往中，家乡有山丘、有流水、有稻田、有清晨的鸡啼犬吠、有白日的蓝天白云，有夜晚的虫鸣蛙唱、皓月当空……更有很多的人和事，常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1.折满爹
折满爹的大名叫陈折桂，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一脸的络腮胡子，浓浓的眉毛下闪烁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嘴唇厚厚的，说起话来“咋八舞势”的，做起事来劲板板的，很是让人敬畏。
折满爹与我外公同住在一所旧式的大屋。他家住靠南头，有一间正房，一间很大的偏厦子。正房里有两张床，偏厦子里堂屋与厨房合二为一。折满爹家人多，偏厦子的里头还隔开一小间，也摆了一张床。他家的猪栏屋就搭在偏厦子后面，每次担粪到集体的田里去，都要经过堂屋和厨房，臭气很重，他总是怨气十足，但无可奈何。
外公家住在大屋靠北的一头。整个大屋有一条六尺来宽的走廊相连。工余时间，折满爹常到外公家聊天，他们谈天气，谈地理风水，谈《中庸》、《大学》之类。我常常坐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聊天，听得津津有味，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折满爹说一些天气方面的谚语。如“冬南夏北，会有雨落”；“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雷打冬，十个牛栏九个空”，“夏雨隔堵墙，淋女不淋娘”等等。
也谈一些风水，黄道吉日以及八卦之类的话题。如房屋朝向要“座北朝南，向避山嘴，前有水曲为上”。朝向原则是“生不朝北，死不朝南”。农历上的忌日是“初五，十四，甘三，娘家有米不去担。”坤六断，乾三全……等等。
还谈《百家姓》、《增广贤文》里边的片字文章，如“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文革时期，武斗的现象也波及到了我们近郊农村，折满爹悄悄地对我讲：“哈伢子，莫跟达去凑热闹啊，这里头虾公鱼仔满塘游，成不了气候，迟早要平息的。”有一回，我根据生产队的安排，用毛笔在他家的墙壁上写一大块毛主席语录，他坐在旁边抽着旱烟，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任我涂鸦。
那时代，农民出工每天也要“早请示，晚汇报”。生产队有一名年轻姑娘被选为宣传员。每天早晨出工前，男女社员都要带着一本叫做《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到晒谷坪上来集合，宣传员带领大家学习一段语录后，手举起语录本，有节奏地高呼“……万寿无疆……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些之后，队长才分配农活。晚上收工后，又要回到晒谷坪，重复早晨的活动，当时这种形式被叫做“早请示，晚汇报。”上级领导还会派人不定期检查。折满爹喜欢抽旱烟，他经常把一根五、六寸长的竹制旱烟竿和烟袋别在腰上，还要加带一本“语录”本实在不方便，更怕把书损坏了。因为那是花了四角五分钱才“接”回家的宝书，如果损坏了又要去买。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妙招，就是将那个红色的塑料书皮和旱烟袋一起带在身上，把书放在家里。那天宣传员看着折满爹只拿着红色的书皮在挥手，就对折满爹说：“咯不行吧？”折满爹解释说“我是听你念一句，我就念一句，又冒念错过，我的宝书放在家里，回家可以学习，又不弄脏书本，我看蛮好的呢”。最终大家都仿效了折满爹的做法。不过，那种形式的做法没有坚持多少日子就不流行了，比现在的流行歌曲还消失得快一些。
折满爹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他教我干活是言传身教，如锄草，锄头与地面要成怎样的角度才不会挖到自己的脚趾头等细节，都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在折满爹等一些老农的教导和影响下，我学会了浸种育秧，犁田插秧等一系列农活，到1979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我已是一个农业技术全面的农民了。
折满爹共有八个儿女，除了一个夭折，一个送给别人家外，其余六个孩子个个健在，家境都不错。但他从不麻烦子女。有个儿子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北京工作，他却一生也没有去过北京一趟。有个儿子很早以前就是公社书记，后来在市里是一个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他也很少去儿子家里。他的一生是靠自己一双手劳动，居住在生他养他的这个小山村里。
折满爹是74岁那年去世的。我父亲去世时，折满爹俨然我家的长辈，忙前忙后的，一直到送我父亲上山。但折满爹去世时我没有在家，没有为他送行。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之事。我永远怀念折满爹。
2.争扮桶
1965年7月的一天，骄阳似火。田野里，稻穗黄灿灿、沉甸甸的，微风拂去，翻起一波波稻浪。早稻就要开镰收割了。这是我回乡务农第一次参加抢收抢插的农活。
先天晚上，队长布置好了各项农活。我被安排打禾。过去手工打禾的方式是4人一张扮桶，两人割，两人打，轮流调换。我参加的这一组另有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三、四十岁的壮年劳动力。我家离生产队放扮桶、禾刷子的队屋较近，那两个年长者告诉我：有一张写有“袁记”字样的扮桶最轻，他们要我赶早到队屋前面的坪里选了这张扮桶。如果我一个人背得动，就把扮桶背到田里去。他们直接到田里去，趁早晨天气凉爽，早些开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快步走到生产队队屋前面的坪里，找到了那张写着“袁记”的扮桶。我试着把这张扮桶拖了一下，又去拖另外几张扮桶，确实这张扮桶要轻些。这减轻了我们小组在淤泥里拖着扮桶行走的劳动强度。我当时内心里很佩服那两个人的眼光。我蹲下身子，居然比较顺利地把扮桶挪到了背上，然后背着扮桶一步一步来到了那丘开镰收割的田边。
没多久的时间，我们小组的人和其它组的人都陆陆续续地开工了。有的在抬扮桶，有的开始割禾。我年纪小，平生也是第一次跟大人干这样的农活，居然一个人把一张扮桶背到了田里，内心里多少有些得意。可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正弯腰割禾时，生产队一位姓胡的老社员来到我们组的扮桶边，大声叫道：谁把我选的扮桶搬到这里来了？这是我昨晚就定好了的。我一听这话，拿着镰刀走上田埂，对他说：昨晚开会时，队长说早晨到队屋门前的地坪里搬扮桶，并没说那张扮桶是哪个定了的。他一听我答话，便冲着我大叫：老子年年都是用这张扮桶的，你一个小牙子晓得么子？说着便冲过来伸手要把扮桶拖走。我急了，便伸过手去抢扮桶。谁知一挥手，镰刀尖碰到了他眼睛的上方，流出血来了。他大声叫喊着：哎呦！把我的眼睛打瞎了！我们小组的其它三个人赶紧上来劝我莫与他争了。这时，生产队长过来了，他马上吩咐一个社员把姓胡的送到大队合作医疗室去包扎伤口，接着又教训了我一番，要我当面向姓胡的认错。但我觉得自己并没什么错，我又不是故意的。加上当时我父亲也不在场，没人压制我，我就不认错。但我看到姓胡的脸上出了血，觉得自己多少有些理亏，也就没与队长顶嘴，继续下田割禾。
没想到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姓胡的是队干部，他在合作医疗室包扎后，又要到地区医院去治疗，接着又到大队部告状，说我是阶级报复，打伤生产队干部。
当天晚上，生产队召集开大会，公社来了一位姓刘的特派员，大队支书也来了，生产队长主持大会，那姓胡的头上缠着白色纱布，坐在忽明忽暗的煤油前面。干部们一致要求我认识错误，向姓胡的赔礼道歉，负担他的医药费和工分。
我却很犟，始终不肯认错。我觉得扮桶的事情我并没什么错，姓胡的本不应该来找我的麻烦，他脸上的伤我不是故意造成的，至于阶级报复，那怎么谈得上呢？况且当时我对什么是阶级报复也不懂。我的这种态度，姓胡的很不服气，也触怒了干部们。正不可开交之时，我外公和折满爹出面说话了，他们出面担保，我才得以脱身。
事隔几天之后，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她没怎么骂我，但很担心。母亲对我说：“古时候有‘张公百忍’的故事，你读了书的人。要知书识理，大气宽容，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啊！”
3.外婆出来晒太阳
1968年6月的一天，太阳火辣辣的。我和本生产队的李月秋等社员正在稻田里中耕除草。这时，对面化工厂的广播里播放“文革”中最流行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播完开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两句之后，就在我身边劳作的李月秋一句玩笑话脱口而出：“太阳都几丈高了，还外婆出来晒太阳，不怕晒死人呀！”李月秋显然是把“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戏说成了“外婆出来晒太阳”。不过一句玩笑话而已，李月秋说完之后，大家都付之一笑，他自己和我们都没在意这玩笑有什么罪过，也一同笑了起来。
可李月秋的话音刚落，正在他另一边的政治辅导员小方立刻上了田埂，快步朝稻田对面的大队部跑去。
小方是个女孩子。大家都没察觉她的突然离去有什么特别，我以为是女孩子家有什么不方便，上厕所去了。可以说，谁也没有警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年代，每个生产队都选举了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职责是带领社员搞政治学习，领头搞早请示晚汇报，检举坏人坏事，发现一切反革命言行，可以直接到大队部汇报，可谓政治空气浓浓的。小方是个“苗红根正”的年轻姑娘，虽然文化不高，但政治觉悟很高，能流利地背诵好些毛主席语录。
小方的年龄比我小一岁多，说起来还挺有趣的，当时曾经有人给我介绍谈对象。小方和她的家人都说，我这个人还挺老实的，持家立业也靠得住，就是出身不好，将来有了孩子不能去当兵和推荐上大学。有一次，我曾经问小方：要斗私批修，是批谁、斗谁呀？小方小声地告诉我说：“我也搞不清楚，你管咯多搞么子呀，跟着念就好了。”
第二天，生产队还是干中耕除草的农活，但没有看到李月秋的身影了。我轻声地问我身边的小方。她悄悄地告诉我：“昨天晚上被公社的人抓走了，他说了反革命的话呢。”看她那说话的神态挺严肃的，又有些神秘和得意的样子。李月秋的老婆姓田，我们都称她田嫂。第二天田嫂也和我们在一起干农活，她闷着头，一声不响的。田里的社员都闷着头，无声无息地干活，似乎都知道李月秋被抓走的事情，又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事情很快进入了当时的司法程序。没多久就有了判决：“李月秋犯现行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因为李月秋罪行严重，无人敢担保，不能就地改造，李月秋被遣送到一个名叫西湖农场的地方去服刑。
李月秋走了以后，田嫂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她每天白天在生产队出集体工，晚上在家里编制草鞋，每晚忙到深夜，最多能编三、四双，白天就叫她那个不满六岁的大儿子背着草鞋到几里路远的三里桥集镇上卖掉，用以换些油盐钱。
田嫂没有能力喂养牲猪，她家分得的稻谷加工米后，就把糠卖掉，也能换些零用钱。有一次，我家买了她家的谷糠，我到她家去送糠钱。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家的贫穷状况：两间土房子，有一间房后面只有半截土墙，泥土筑成的灶台上放着几个残缺的瓦钵子。卧房的光线很暗，借着昏暗的光线，仅有的一张床，有一条床腿已经坏了，用砖头支撑着，灰不溜秋、摇摇欲坠的样子。三个小孩光着脚丫，快乐地在泥土地上跑来跑去。
田嫂带着三个孩子，整整熬了五年，直到李月秋从西湖农场刑满释放回来。李月秋回来以后，身体不行了，所以他家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十多年之后，他的案子平了反，政治上恢复了名誉，经济上没得到一分钱的补偿。李月秋对自己的案子没什么特别的看法和不满。我曾经对他寻根究底，他不过说：那事情吗？已经过去了，都怪自己嘴巴子不稳当造成的。又过了十来年，李月秋死了。
小方后来嫁给某“工人阶级”为妻，我经常见到她推着一部单车在我家门前过身，很荣耀的样子。但后来改革开放，那个工厂垮了，“工人阶级”失业了，小方得了糖尿病，50多岁的时候就死了。
田嫂还健在，她的三个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家境还算不错。田嫂安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从不提那段亲身经历的往事。
4.评工分
我自15岁多开始，在农村干了近21年的集体劳动。那时候，大家都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但我劳动过的天地，不过大海塘村一个生产队的范围那么大。
我所在的生产队叫新屋生产队。队上有水田63亩，山土20多亩，山林200多亩。全队人口120人左右。21年的集体劳动，我与本队的其他社员一道，周而复始地耕耘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当时生产队里的计酬方法使我记忆很深，那就是对每个社员每天做的农活进行评工计分，简称记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