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焉。我在两种情况下会特别思念自己的亲人：一是在遭遇困境的时候，心想如果我的某位亲人还在，一定会帮我一把；二是在自己生活条件好转的时候，想孝敬自己的亲人，而这时亲人却已离去。
1.外公的记忆
我的祖籍湘潭。我随父母定居益阳，在外公居住的村子里长大。我的祖父过世很早，我根本就没见过祖父。所以我和外公的感情深是很自然的事情。
外公名叫臧再喜，曾名臧孝维。外公有兄弟四个，他排行第二，所以村上的人不管是上了年纪的，还是年轻人，都称外公为“二爹”。
外公养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的母亲）。其中第二个儿子（我二舅）过继给了他弟弟，大儿子和满儿子（我的大舅和满舅）都在益阳农科所工作，吃的是国家粮（计划经济年代由国家按计划定额供应的口粮）。所以外公是“四属户”（计划经济年代干部、教师、职工、军人等拿工资的人员，家属户口在农村的叫“四属户”）。外公外婆与我们家在同一个生产队，他们的口粮标准是全队平均口粮的百分之八十。外公为人忠厚，待人和蔼可亲，见人总是一脸的笑。所以他的人缘关系特别好。到了晚年的时候，生产队也不安排外公的农活，任凭他自己优哉游哉，所以外公晚年得日子过的清闲自在。
我居住的村中有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溪，村上的人不叫溪，而叫港。小溪的上游修了一座小水库，名叫大海塘水库。为了灌溉的方便，小溪每隔一段适当的距离设置了一个土坝，土坝上开有隘口，稻田需要灌溉时，只要把隘口堵住，水就会乖乖地按照人的要求流到需要灌溉的田里去。到了农田不需要灌溉的时候，水会通过隘口或漫过土坝哗哗向前流淌。土坝下面，由于长年被水冲洗，形成一个深而大的水潭，村里人称这水潭为“积水氹”。
有道是“水深而鱼肥”。由于土坝下常年积水，鱼虾便在里面繁衍生长，供人美餐。
我读初中二年级暑假的一天，外公来到我家，笑眯眯地对我说：“哈咪，明天跟外公去淘积水氹捉鱼，要得不？”我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连忙说：“要得！要得！”
乡村的大暑季节，骄阳似火，偶尔吹来阵阵南风，热浪滚滚。第二天一大早，我按照外公事先的约定，在家里拿了一个舀水用的“戽斗子”，来到一个叫“卜家嘴”的土坝边。外公比我先到，我到时他已经把上游离卜家嘴约两里地的几座土坝堵住了。
外公见我来了，笑眯眯地指着土坝下的积水氹说：“今天我们爷孙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水氹淘干，并且只能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完成。”我不解地望着外公。
外公停了一下，指着上游的土坝说：如果上午没淘干，前面土坝里的水满了就会流下来，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只得空手而归呢！
我仔细看了看这个积水氹，最深处大概有三、四尺深，呈锅底形状，很像我们经常见到的小山塘。
外公又跟我做了些交代之后，我们爷孙俩就开始用“戽斗子”舀水。为了检测进度，外公将一根树棍子插在水氹中。棍子的顶部与水面平齐。我们一斗一斗地舀水，棍子就一点一点地露出来。大概干了一个多小时，我的力气越来越小，舀水的速度就渐渐地慢了起来。但外公还是和开始时一样，不紧不慢地舀。
外公大概看出了我的劲头变化，一边舀水一边对我说：“哈咪，每做一件事都要有毅力，不紧不慢，不可龙头起蛇尾散，心里总想着做成功了的好处，你看这氹子里的水虽然很多，但我们把上面堵住了，就不会再增加了，舀一斗，就少一斗，心里想着捉鱼虾回家的快乐，劲就自然来了的。”
听了外公的这一番话，我的劲儿果然又上来了，我学着外公的模样不紧不慢地干，也忍不住回头看看外公插在水氹中的树棍子，发现原先露出来的速度慢，后来就越来越快。
这时有一个人从上边土坝方向走来，对外公说：“二爹，那上边土坝里的水位只差两、三寸就会漫过来了啦！”外公说：“谢谢你提醒啊！”回头又对我说：“哈咪，快使劲舀呀，很快就要吹糠见米了，我们无论如何要赶在上边的水流下来之前完工，要不就会前功尽弃！”
于是，我和外公都加快了速度。我们使劲干了一阵子，我回头看时，只见水氹里水位迅速落了下去，看得见里边的鱼虾都活动起来了。
外公拿着事先带来的竹制鱼篓，三下五除二，把那些离水的鱼虾装了进去。我们把水氹里的鱼虾捉干净，走上岸时，上边的水漫过土坝，哗哗地流了下来。外公让我拿着装满鱼虾的篓子，爷孙俩高高兴兴地回家。
一路上，我不停地想：一件事，做到最后，往往是最费力气的时候，而这时也往往是人最没有力气的时候，如果缺乏毅力，不做最后的坚持，那就会如外公说的“前功尽弃”。
2.安舅舅
安舅舅是我母亲的堂弟，小我母亲八岁。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安舅舅青年时奋发读书的故事。母亲说：读书就要像安舅舅那样，读出点明堂来。安舅舅每次从外地回来，总要来我家看望我母亲。
安舅舅1931年4月出生于益阳郊区乡村，先在私塾学校发蒙，后进洋人开办的信义学校。解放初，安舅舅曾担任益阳县八字哨学校校长，他当时想邀我母亲去当教师，母亲因我们姐弟年幼而婉拒。
后来，安舅舅受老师及同学启发，辞去教师职业，考上了湖南大学，专修土木建筑工程。毕业后，又入重庆建筑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进修三年。之后，在武汉城建学院及武汉工业大学任教，兼任武汉市汉南区高新技术研究所所长。
1979年，安舅舅经国家审批为硕士生导师，1987年晋升为正教授。曾经是中国钢结构标准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专长于研究钢结构，钢筋砼结构和结构力学。
安舅舅从事教学研究长达40年，参加了《工业与民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TJ-74）》、《钢结构设计手册》编纂工作，先后在国际及国内理论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50余篇，他的科研成果1987年获国家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规范三等奖，1990年获国家科研进步三等奖。安舅舅的传略被载入《当代湘籍著作家大辞典》、《中国著作家大辞典》、《中国当代高级技术人才词典》、《中国专家》及《世界名人录》中。
1997年秋天，我和母亲在家里聊天，谈及儿子志宏在湖南大学上学的事情。母亲对我说，你孩子上学的事情要多向安舅舅请教，他是大学教授，又是我们臧家最有学问的人，懂得的事情最多。我表示愿带志宏去武汉安舅舅家里去拜望，母亲非常高兴，立刻戴上老花眼镜，拿起纸笔，修书一封，叫我去时带上它，以示问候。那是母亲用繁体汉字写的简短书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母亲与安舅舅之间的姐弟深情。
十来天之后，我选定一个晴朗凉爽的周六，我和国秀从益阳开车出发，到湖南大学接了志宏，三人一道去武汉拜访安舅舅。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一家三口，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小车，沿着国道107线一路向北驶去。沿途路况时好时坏，一路颠簸到天黑时分才赶到武汉工业大学校区。
年迈的安舅舅已在校门口显眼处等候多时，见我们开自己的轿车来武汉，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下车后，我们在安舅舅的引领下直接去他在学校招待所给我们订好的房间，然后去学校食堂用晚餐。志宏是第一次见到安舅舅，一声“舅爷爷”把他老人家叫得满心欢喜。国秀连忙拿出家乡的土特产——松花皮蛋和面条送给安舅舅，他双手接过去说：“好啊！多少年没有品尝过正宗的家乡风味了。”晚上，我们就在安舅舅家里聊天，主要的话题是志宏的学习深造。那年安舅妈已因病去世，安舅舅的三个子女都在国外，家里就只有安舅舅一个人居住，但室内一尘不染，各种家具摆设整齐，透露出房主人淡定高雅的生活。
交谈间，安舅舅给志宏讲了许多学校学习的事情，勉励他多学博闻，本科毕业后，男孩子还是要读个研究生才好，不管将来做什么工作，多学了知识，总是没有坏处的。他老人家和蔼可亲的话语，深入浅出的道理，志宏听得很认真。我和国秀在一旁连连告诫儿子志宏，要牢牢记住舅爷爷的教诲。
安舅舅的话，为志宏以后的求学道路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安舅舅家一直谈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告辞去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安舅舅就到我们房间来了，同时已经订好了早餐。我们一同就餐后，就驱车返湘。临行时，安舅舅还在反复叮嘱志宏认真读书。小车启动渐渐离去，安舅舅还站在原地目送着我们，向我们招手告别。
安舅舅年纪大了，在国外的儿子接他去养老。每年回家的次数少了，但只要回到家乡，除了到他父母坟上去拜祭之外，总是要来看望我母亲，并且送来钱物，表弟张志成、安舅舅、郭振陵总让母亲感动不已。他还会常去寻找昔日的乡亲，带些礼物给他们。大家都高兴不已。
2009年的一天，安舅舅从国外回来，他对我说，能不能找到当年他当校长的“八字哨小学”，他想去那里看看，我满口应允了。
那天风和日丽，我和安舅舅一道，开着车向地处洞庭湖平原、资水河畔的八字哨镇驶去。来到八字哨镇，安舅舅对这里的变化惊叹不已。几十年前的八字哨镇早已不见踪迹，他任校长的那所小学更不知道在何方。
为了不让安舅舅失望，我们找到镇政府的老人打听，才知道那所小学已搬迁至集镇的外边。我们开车驶出镇外，兜了几个圈，方见一所房子，门前“八字哨镇完全小学”的牌子告诉安舅舅这里教育事业的巨大变化。时任校长是个热心人，听说是六十年前的老校长故地重游，又是请坐喝茶，又是摄影留念，还要挽留我们共进午餐，让安舅舅感动不已。我看着安舅舅那幸福的言表，心想当年他要是不出去读大学，继续在这里当这个小学校长，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呢？
回来的路上，安舅舅久久不言语，仿佛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安舅舅早年丧父，有兄妹六人，他是老大。他大学毕业在武汉工业大学教书后，先后把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接到武汉去读书，而当时他已成家，并有两个儿子，一家人全靠他们夫妇的工资收入，经济拮据可想而知，但他硬是支撑下来了。在安舅舅和安舅妈的精心照料和教育下，安舅舅的小弟志平成了高级工程师，大妹兰芳成了正处级国家干部，小妹曼玲成为建筑设计工程师。他们自己的三个儿女都学业有成，并在国外留学就业定居。他经常对我说，对儿女一定要舍得在教育上投资，多读点书，总没有坏处，存死钱，没好处。儿女是自己的，更是社会的，不一定要留在自己身边，让他们出去闯世界，所谓“养儿防老”，并不是把儿女留在身边，儿女在外面有了出息，自己年纪老了，也有地方走动走动，多好的事情啊！
俗话说，长兄当父，安舅舅堪称弟弟妹妹的父亲，他的小弟，二个小妹（我的平舅舅、大姨、小姨）经常念记大哥大嫂的养育之恩，像孝敬父母一样孝敬自己的大哥大嫂，安舅舅为此而骄傲。
我母亲在世时经常教育我们，读书做人要跟安舅舅学习，他是我们臧家人的榜样。
3.父亲与一袋银元
1961年农历12月，父亲带我回湘潭老家去。路过长沙时，父亲说要带我去拜见一位故旧。这位故旧就是父亲在国民党部队服役时周团长的哥哥。那时周团长已经不在人世。周团长的哥哥见到我们特别高兴。言谈间，他说我父亲为人处事就四个字：“忠厚、老实”。于是周团长的哥哥就说开了父亲与一袋银元的故事。
周团长的哥哥说，日本兵来到湖南的那一年，父亲带着周家的一个家人，背着一袋银元去常德、益阳一带收购棉花。一天天快黑的时候，前面来了一队日伪军。父亲身着便衣，背着那一袋银元正走在堤上，见日伪军迎面开来，父亲连忙溜下河堤，佯装解手，迅速挖了一个坑，把银元埋藏起来。父亲“解手”完毕上河堤时，正好与日伪军相遇。他们把父亲等3人抓到驻地，叫嚷着要把他们带去当壮丁。当晚半夜时分，父亲与那个家人乘机逃脱。但他们返回原地找那一袋银元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解手”的地方了。父亲叫那个家人赶紧回长沙报信，他一个人继续在河堤上苦苦寻找。
父亲在当地农民家借来锄头，整整三天三晚没合眼，终于找到了那个埋藏银元的地方，把那个袋子挖出来，银元一个不少。这件事使周家人特别感动，以致1961年会见父亲时，周团长的哥哥仍然记忆犹新地讲述着近20年之前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正是奶奶带着大姑姑和小姑姑，在湘潭老家艰难度日。据说那时候两块银元可以买一石谷子，家里多么需要钱啊！父亲不是傻瓜，他心里何尝不明白——同来的那个家人回长沙去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如果把这些银元藏起来，然后送回湘潭老家去，对长沙谎称找不着了，是完全做得到的。他可以用那些钱置些田地产业，一夜之间便成了富人。
我稍大些之后，曾经问父亲，当时找到了那袋银元有没有别的想法。父亲回答说，就一个想法，赶快告诉周家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对不能要。
父亲一生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从没有非分之想。这对我的人生有极大的影响，成为我后来创办自己的企业，发家致富的基本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