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挑重担的人吃力地行走在崎岖的山道上，如果遇上一个好心人帮他分担十来斤，这就叫做减负。
那种突然的轻松，只有曾经有过切身体会的人才知道。如果那个挑担的人是饿着肚子负重前行，如果好心人同时还给他一口吃食，哪怕是最粗糙的吃食，那么那个挑担的人也就遇上终身难忘的幸福了！
我一生遇到过多少“行”的艰难，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轿车，我从没有拒绝过央我搭一程便车的人，我不用别人说，一定将人家送到目的地。
1.逃票
1962年下半年，公共食堂解散了，我们家的生活情况略有好转。快过年的一天晚上，油灯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他想回湘潭老家看看。这时，父亲自1950年在益阳定居下来，由于没有钱，买不起车船票，整整12年没回过老家，没有见到过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同胞妹妹。父亲思念亲人的感情，母亲非常理解，当然同意父亲的主张。当下，父亲与母亲商定，只带我同往。因为我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是湘潭老家血脉的延续，这个父亲虽然从来没说过，但心里是明确的，母亲也是如此。
第二天，我把这个好消息偷偷地告诉了妹妹。没料到妹妹当时就气愤地对我说：“那冒得这样的好事！往年也是你和妈妈去的湘潭，今年我一定要去的！”我说：“爸爸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的路费，你怎么去得？”妹妹说：“我不管，反正我一定要去的！”
过了一些天，即腊月20日，父亲带着我正式出发了。凌晨4点多的时候，母亲和妹妹送我们到大码头。一路上，我心里一直担心着妹妹也要去的事，不由得有些忐忑不安，心里后悔不该把这件事告诉她，生怕到时候妹妹发犟脾气闹着要去，而父亲手上的路费不够，因此挨骂。但一路上妹妹只是安静地跟着我们走，什么话也没说。不料当年只有8岁的妹妹，心里还真有小九九，到临上船时，她突然大哭起来，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湘潭。母亲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
对于孩子，父亲向来都是很严厉的，平时几乎没看到过他有什么笑脸。妹妹这一哭闹，我想：坏了！定要挨父亲的骂了。但这次，父亲对妹妹的哭闹却意外地宽容，居然答应了她的要求。父亲对母亲说：就让她去吧！妹妹听父亲答应带她去，破涕为笑。
但是，路费不够怎么办呢？当时我已经13岁多，按身高，我可能要买全票的，妹妹8岁，买半票是铁定的了。父亲说，上了船再说吧，我们的情况，跟船上补票的说说好话，说不定还能免票呢。这时，母亲对妹妹小声说：上船要量身高的，你要蹲着点。上船时，妹妹果然没有买票，我也是稍蹲着点儿过去的，只买了半票。
2.买猪记
1969年初夏，田里的农活刚忙完，我邀邻居何叔去本县的沙头镇，买猪仔回来喂养，目的是完成当年的生猪派购任务。
沙头镇是地处资江边的一个农贸集镇，距益阳有三十多华里。天刚刚发白，我与何叔就起程出发了，因为我们的计划是当天买了猪仔，当天就要赶回来。来回有70华里的样子，转来时还要赶一头小猪仔，步行往返，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那是一个大好的晴天，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了沙头镇。我们取出自带的熟红薯吃了，算是早餐，然后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生猪交易所，选购我们所需要的猪仔。
何叔大我十多岁，买猪有经验，我全仗他帮我挑选。我们在生猪交易所进进出出，左看右看，到中午时分还没挑到满意的猪仔。于是我们到交易所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一碗不收粮票的“百粒丸”，权作午餐。我担心下午要走几十里路，赶猪仔回家，路上没店铺，买东西吃是不可能的，因而又多花一角钱买了一个烤红薯。我问何叔是不是也买一个，还说了我的理由。何叔犹豫了一下，说他吃饱了，不想吃红薯了，但我看出来他是舍不得再多花那一角钱。
吃过午饭，我们又在生猪交易所看了好一阵子，到下午两点左右，终于挑选了两头适合我们的小猪。何叔买的小猪四十多斤，是一个大肚子的小花猪，我买的是一头黑色的架子猪。我们用绳子把猪系好，结完账，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何叔说，赶猪走路肯定会慢一点，但最多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到家。
我们赶着两头小猪，按照猪的速度，走走停停，在资江大堤上慢慢悠悠地往回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都饿极了，走几步就到资江边用斗笠舀水喝充饥。我有几次动了念头，想到路边菜园里去偷生黄瓜、生豆角吃，但害怕被人当坏分子抓住，终于没敢动手。
事情远远超出何叔的预想。猪一会儿往前走，一会儿又折回来往回走，一会儿干脆停下来不走了。这样磨磨蹭蹭一直转钟三点多的时候，我们才到家。30多华里，足足走了12小时。当时如果我们有一部人力板车，只要三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如果用自行车驮，最多两个小时就到家了；如果有现在的汽车就是十多分钟，最多不过二十多分钟的事情。可是当时有板车的生产队都不多，自行车要条件好的公社书记才有，至于汽车，看见在路上跑的机会都是不多的。
3.搭便车去老家湘潭
父亲去世那年，我19岁。快过年了，母亲说，今年由我一个人去湘潭给奶奶、姑姑家拜年。姐姐说，她有一位同学认识益阳市船机厂开汽车的严师傅，如果严师傅去湘潭，顺便把我带过去，能省一个单边的路费。那是多好的事情啊！我和母亲听了这个好消息，都非常高兴，都说要姐姐赶紧与她的同学联系。
没过几天，姐姐的同学来家告诉我们，严师傅的汽车要去湘潭电机厂拉货，还正好经过湘潭市板塘铺奶奶居住的地方，并且严师傅答应我搭他的车一同前往。听了这个话，妈妈一再感谢姐姐的同学，并请她好好谢谢严师傅，双方都说了很多客气的话。
正式出发的那天，寒风凛冽，特别冷，妈妈不等天亮就起床给我做好了早餐。我吃过早餐之后，妈妈对我和姐姐说，你们快点动身吧，只有我们先去等车，没车等我们的道理。于是姐姐带我来到了船机厂。
大约早上8点的时候，严师傅来了。姐姐很有礼貌地跟严师傅打过招呼，并请他在湘潭市的板塘铺镇停车让我下。严师傅满口答应。姐姐回头又交代我，下车时要带好自己的东西，就回家去了。
望着姐姐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猛然想起小时候和妈妈一道去湘潭时，丢了20斤粮票的事情，心里不由生出许多的感慨——如今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可惜，父亲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如果，父亲也像母亲一样，能活到现在，看到今天的好日子，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啊！
严师傅简单地检查了一下汽车，就准备出发了。同行的就三个人，严师傅，严师傅的徒弟和我。我生平第一次坐汽车，而且是坐驾驶室，还是长途去湘潭奶奶家，心里要多高兴有多高兴。
然而，就在这时候，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五、六个本厂的工人急匆匆朝严师傅的汽车走来。后来我得知，他们都是长沙人，正准备回家过年，听说厂里有车去湘潭，纷纷向厂领导请求搭便车回家。这些人中有一个是车间领导，我便理所当然地从驾驶室出来，与另外的几个工人爬到了敞篷的车厢里。
车厢的两侧安有木制的坐板，顶部是几根支撑油布的弧形钢管，因为当天没有下雨雪，油布没有盖上去，刺骨的寒风中，那几根光秃秃的钢管更显得寒意逼人。汽车开动了，寒风立刻扑面而来，我连忙把棉帽的沿子全部放下来抵御寒风。
因为没戴手套，不敢去抓顶棚的钢管，我畏缩着身子，坐到木板上，没走几公里就感到人成了冰棍似的，但一想到能节省几块钱的路费，还是能够咬牙坚持下来。
汽车开到长沙西岸的荣湾镇，要过轮渡。我从车厢下来，在船上跺脚、甩手、蹦跳了十多分钟，身子才稍许感到暖和一些。车开过长沙易家湾，其余的人都下了，我坐到了驾驶室。说实话，用现在的体验，冬天里，没有空调的货车驾驶室，仍然是很冷的，但在当时却有天壤之别，那种暖和的感觉没法说。
大概下午一点的时候，汽车到达了湘潭市板塘铺，我下车向严师傅道别，来到了奶奶家。因为父亲过世不久，祖母和姑姑见到我，不免伤感落泪。奶奶对我说，你爹不在了，你们益阳的一家人全靠你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细心忍耐，不让别人看笑话，相信家庭能建设好的。我顿时感到全身热血沸腾，一再请奶奶和姑姑放心，于是旅途的寒气也减去了一大半。
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当我坐上自己温暖舒适的小轿车时，我会很自然地回忆起那次搭便车的经历，心里会很自然地感激当年的严师傅；而每当别人遇到出行不便时，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有时哪怕是绕道也要送人家一段路。
4.交通靠走
上世纪70年代，我曾经有过每天都要步行二十多华里上下班的经历，时间长达一年零两个月，冬严寒，夏酷暑，冰天雪地，日晒雨淋，天天如此。
1976年4月，经过反复考虑，我和本村的陈卫毛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臧菊香家，请求批准我们到公社办的建筑公司去做事。按辈分，臧菊香是我的表妹。我们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和理由，臧菊香稍稍地考虑了一下，同意由大队开具证明，但要我们自己去公社劳管站联系，至于公社劳管站是否安排我们她就不管了，也管不了。
我们有幸获得公社劳管站邓德昌同志的推荐，两人同时被安排到益阳市商业局工业品公司所承建的人防工程项目部工作。
人防工程项目建设工作非常辛苦，几乎每天都要加班。但加班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加班都有加班费，一个月大概可以领到加班费三十多元。加班费可以直接在项目部领取，正班工资不能由个人领取，只能由公社劳管站到项目部统一结算，再由公社下拨到生产大队或小队，统一记工分。那时候我的正工资是每月60元，钱打到生产队后，每一元五角钱抵一个劳动日，记10工分，生产队年终决算时，每10工分获得三毛多或四毛多的收入，有一年收成不好，每个劳动日只有二毛九分钱。
我们的工作是放炮开山，用石头、水泥建筑防空洞。工作地点在益阳汽车南站往西，靠近会龙山旁边的山底下，每天要步行往返二十多华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陈卫毛对我说，我们每天上下班的时间观念这么强，你找莫主任要得到手表票吗？我们都买一块手表，好掌握时间。
那时候，我家的经济条件不好，结婚、盖房子还欠了债，加上女儿志群出生还不到一岁，国秀奶水不够，花费挺大的。我说，手表的确很需要，但我买不起呀。陈卫毛知道我的经济困难，表示愿意借钱给我。我说，你能借钱给我当然好，但我只能在加班费中慢慢还给你的。他说可以。
不久，我们在工业品公司莫主任那儿搞到了手表票。陈卫毛在他岳父手上借了100元钱给我，加上我自己的20元钱，就这样，一块闪亮的东风牌手表戴到了我那黝黑的手腕上。
我买手表，主要是为了步行上下班不误时误事，所以从人防工地到家的路上我从没戴过，因为那时候农民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年终分配还不够买半块手表的钱，况且当时我们生产队除我之外，还没有另外的人有手表，我害怕在公开场合戴手表张扬被人嫉妒。
在人防工程项目部工作了17个月，到1977年9月份，因为地底下阴冷潮湿，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我们离开了人防工地，来到了公社建筑公司。公司经理杨庆昌了解我已经从事建筑10多年了，安排我担任建筑公司二工区副主任，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
我虽然担任了技术骨干，工作仍然是早出晚归，徒步往返于建筑工地之间。有一天，杨庆昌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到我负责施工的市农药厂职工宿舍工地，对我说，这是公社企业为了方便技术骨干上下班提供的交通工具，这个指标就给你了，希望你好好工作，管理好这个工程。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接着杨庆昌又说，这车是计划价格，158元，你把钱交到公司财务室就行了。
从此，我开始了使用半机械化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历史。
5.骑摩托车带国秀去长沙旅游
1983年，我所在的郊区建筑公司开始实行工地经济责任承包，我的经济收入看着增长。1985年夏天，我买了一台进口的“铃木”牌摩托车，实现了由使用自行车上下班到使用机动车的转换。
刚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化交通工具，我特别有自豪感，也特别爱惜自己的车子，总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那时候年轻，每天上下班，人往摩托车上一坐，立刻“呜”的一声呼啸而去，心里头的那个美呀，没法形容！
一天从工地下班回家，国秀看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我说，这车子我也有一半呢，哪天也让我坐坐。我笑着对国秀说，只要你愿意坐，我带你到长沙去旅游，让你过把瘾。国秀睁大眼睛说，真的？不骗我？我说，谁骗你呀，你定日子，哪天去都行。
接连几天，国秀认真地看天气预报，终于选定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早上7点钟，我骑着自己的“铃木”，国秀坐在后座，紧紧地搂着我的腰，我们怀着无比兴奋和幸福的心情，向长沙方向驶去。
我驾着车，心里想，转眼之间，国秀跟着我已经10年了。10年来，她为了这个家，为了两个孩子，辛苦劳作，任劳任怨。而我从来没带她出来玩过，甚至连本地的公园、风景名胜也没去过。这次带她出来，是我早有的心愿，只是从没向她吐露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