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他向大家明确指出：“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四二年问他拿出契约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
李井泉告诉大家：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还说，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同一天，《晋绥日报》在第二版发表通讯，报道了蔡家崖农民大会的“盛况”：“会场上布置有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展览品，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一条标语上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极引人注目。”据说参加大会的有蔡家崖行政村所属的17个自然村的500多人，大家一致同意按人口彻底平分土地。
为了突出重点，该报还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题，报道了牛荫冠在现场的表现：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有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楞子贫农郭增玉、刘宝则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的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说：“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随后，蔡家崖召开了“斗牛大会”。关于“斗牛大会”的具体情况，我没有找到详细报道和现场记录，但是官方、学界和民间却有几种不同“版本”的说法。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馆长贺巨明说：“1947年秋，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晋绥土改工作出现了严重‘左’的倾向，导致了牛友兰等一批曾与我党真诚合作、作出不少贡献、并一直拥护党的事业的开明士绅无辜被斗。”蔡家崖村当年参加过“斗牛大会”的白栋则老人回忆说：“会场上主要是要底财，没谁能说出牛友兰干过什么坏事，没人恨他，斗争会不好开。突然跳出一个临时来的叫王明友的保德县人，从妇女头上拔下一根发簪，穿插在牛友兰的鼻孔梁上，拴上绳子，逼着他儿子牛荫冠拉着斗，也没离开会场。很快会场发生混乱，斗争会也就散了。会后，牛友兰被关在禁闭窑里，没多天就听说死了。”（《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48页）这显然是官方的口吻。
历史学家赵俪生在回忆徐中舒先生时，也顺便提到这件事。他说：“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的父亲跪在下边。游街时用铁丝像穿牛鼻一样穿了他父亲的鼻子，由牛荫冠牵着。据说这件事后来被‘上边’知道了，可‘上边’并不欣赏，据说还下了一道什么‘文’。”（《篱槿堂自叙》，157～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这大约代表了学界的意见。
看来，牛友兰的鼻子究竟是象征性地用妇女的发簪插了一下，还是真的用铁丝穿透了，这是以上两种说法的分歧所在。为此，鲁顺民在《这一腔心事且说与谁》（刊于《山西文学》2004年第11期）中写道：“据说，在26日的‘斗牛’大会上，牛荫冠也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结果有人将他推到站着的地主那边。农会主席说：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起。”紧接着，鲁顺民又引用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为纪念牛荫冠写的《家乡人民深切怀念牛荫冠》一文说：“牛荫冠牵着牛友兰的鼻子开步走的时候，会场上像哑了一样出现了短暂的寂静，父子俩没走多远，群众中有人打报不平，当场把牛友兰的手铐和脚链捣掉，大会在一片混乱中不得不宣告结束。”他认为“这就是民间记忆里牛荫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
但是，鲁顺民并没有满足这种模糊不清的记忆。为了寻找事情的真相，他采访了著名作家胡正。胡正当时担任《晋绥日报》编辑兼记者，20世纪50年代，因创作长篇小说《汾水长流》在文坛引起轰动。对于这件事情他记忆清晰，印象深刻。因此鲁顺民在文章中写道：
那一天，胡老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被派到蔡家崖斗争牛友兰大会现场采访，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胡老随李井泉进去之后，李井泉即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这种口气与9月16日（引者按：应为18日）的讲话一脉相承，并无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和胡老是老相识，胡老对马的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说，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引者按：棱角尖锐的炉渣，可以再次燃烧）。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当时有一个细节许多资料没有披露，就是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其后关于牛荫冠七七八八的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在大会结束后当即就沸沸扬扬传开了。其实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胡老说，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的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入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入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胡正还披露了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他说：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之后，这个人很快被当作贫雇农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木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人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人不争气，后来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入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其间，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来会场疏散群众，是一派和稀泥的态度，但最后还是赞同李佩芝的观点，什么事都可以说，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井泉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据有关文章说，当时牛友兰不仅戴着脚链、手铐，还有人“用成捆点着的香烧他的身体”（《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147页）。
“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和侮辱的牛友兰在监禁中绝食而死，尸体不知所终。他的侄子、在120师副官处担任会计的牛荫越，也因为被八路军清洗回家自杀身亡。牛友兰死后，牛荫冠也离开工作岗位，被派到党校“学习”。有人告诉他，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老人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晋绥爱国民主人士》同上，48页）
这位马林，“文革”前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时，住了刘少白住过的房子，因此与我们家也是邻居。我记得在1960年前后，此老已经60多岁。当时没有退休制度，他虽然身体不错，却一直“养病”在家。因为是老革命，又无所事事，便经常闹些笑话。他有过四次婚姻，但都离异，因此老头急着要找个对象。听说有一年轻女子本来有男朋友，却要嫁给他，急得省政协副秘书长找来这位女子谈话，劝她不要这样。后来马林找了个四十岁上下的老处女，还是到过延安的老干部。一开始两人甜蜜得很，但没过几天就被马林赶出家门，只好在机关的客房里暂住。“文革”中，山西是夺权最早的省份，马林与另一位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联名写支持夺权的大字报，成为被“结合”到省革命委员会的老干部。遗憾的是我当时年纪太小，不可能与他谈古论今。
七、“斗牛大会”之后
“斗牛大会”前后，牛荫冠已经离开工作岗位，被送到党校“学习”。龚子荣在《回忆牛荫冠同志二三事》中说：“1947年冬，在晋绥土改整党中，我任党校教育长。牛荫冠同志调来党校学习。在‘斗牛’大会后，为了了解牛荫冠同志的思想状况和安定他的思想情绪，我曾和牛荫冠同志谈过一次话。他表现得豁达大度，能想得开。对党无怨言，对群众运动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他还向我提出，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领导上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待党和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他还说，有一次牛荫冠在支部大会上发言时，谈到在“斗牛”大会上，一开始有人把他推到地主一边，但贫协主席却说：“这是自家的人，怎么放到那一边，让他和农民坐在一边。”这时，他“真是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党的亲切。感动得落泪不止”。（《牛荫冠纪念集》，172～174页）
曾在绥蒙工作的郑天翔说，当时他也来到晋绥分局党校，发现“牛荫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党校里的一个热闹话题”。一开始他因为不熟悉不好意思打听，后来才知道，为了“消灭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荫冠同志不仅无条件拥护并且长期为之奋斗。大义灭亲，荫冠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他还听说：晋西北根据地初创时，牛荫冠回来担任领导职务，刚刚“走马上任，就亲自批准处决了当地十几个地主恶霸，其中就有他的表弟。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晋西北人民是看得见的，感受到的。如果他的父亲牛友兰是一个恶霸，或汉奸，或进行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或反对土地改革运动，对他进行严厉处置，荫冠同志是绝对不手软的”。（同上，176～178页）
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推想出牛荫冠在土改中的思想状况和真实表现。
牛友兰死后一直未能平反，直到1989年7月，中共山西兴县县委才作出“为牛友兰平反昭雪”的决定。随后，牛氏后人才几经周折，于2000年找到牛友兰夫妇的遗体，并将其重新埋葬。这时，距蔡家崖“斗牛大会”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