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
“译文”
君子虽然生活在恶劣环境中也不忧愁，可是当他参加宴饮游乐时却能知道警惕，以免使自己在无意中误入堕落迷途；君子即使遇到有权势地位而蛮不讲理的人也绝不畏惧，但是当他遇到孤苦无依的人时却具有高度的同情心。
“解说”
修养深、品德高的人有较强烈的意志力，不为外物所扰而坚持品性。晚清名将彭玉麟是这段戒语的绝好注解。彭一袭老农打扮，安居乡里，钦命巡察长江沿岸水师时，他坚辞地方官宴请。地方官知道他的性情，并不勉强，一人一舟一童，顺江而下。船到岳阳时遇黄翼升，衣锦华冠，严斥。至浙江地面，一小小军营把总横行乡里，残害百姓。彭飞鸿杭州，请来钦命斩刀，将把总立决，然后悄然到西湖畔寻老友去了，读来真如传奇，不似真事。
“例解”
惩霸除恶豪 安良抚民心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普通黎民百姓上受政府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下遭乡里恶霸的欺凌。因此，历史上有长远政治眼光的统治集团，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要使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另一方面也要把惩治豪强作为国家的要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惩霸安良的事例。北宋真宗时期，胡顺之的事迹便是其中之一。
胡顺之，字孝先，原州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年笃学，以登进士第入官。初授试秘书省校书郎，任浮梁县（今江西景德镇境内）令。胡顺之的家乡在宋代地处西北部边境地区，也是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少年时代，胡顺之即目睹豪强横行乡里，百姓苦而无告的惨状。所以，在他任官以后，即抱定遇恶必惩的目标，以为国泰民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浮梁县内有一个叫臧有金的恶霸，平素极为豪横，从来不肯交纳租税。家中畜养了几十条恶狗，旁人一旦走近其家门，辄遭犬咬。又环绕自家院墙密植桔柚之树，使人不可入。他家的租税，每年都是当地的里正出资代输，以前的县令虽亦知情，但是谁也不敢加以绳治。
胡顺之到任之后，里正即来告代臧氏输租之事。他最初还猜想，可能是里正嫉妨臧氏之富有，想让他这个县令替他出气，岂有“王民不肯输租者”，因此他命令里正到期照常督收。及到收税之时，里正来告不能督办。胡顺之即派县衙的差役，前往臧家收税，又是空手而归。胡顺之不得已只好派县里更高的职员———押司录事前去收缴，结果仍是白跑一趟。胡顺之愤怒地说：“看来臧家的租税，非得县令亲自督缴了！”于是亲自率领里正、衙役，载柴草前往臧家宅院，以柴草塞臧宅之门，令衙役放火焚之。臧氏人见状纷纷逃窜，胡顺之令衙役四处拦捕，然后驱赶至县衙，对臧家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尽行痛杖。并对臧家的人说：“我焚烧了你家的宅院，又杖打了你们父子兄弟，你们可去府衙告我胡顺之无道。”臧家之人自知理亏，又慑于胡顺之的威严，没人敢到府里投诉。从此以后，“臧氏租，常为一县先”，充当里正的乡民遂免代为输租之苦。
在宋代，各级衙门都有相当数量的胥吏，皆选富民充任，王安石变法以前，胥吏皆无俸禄。其中不少人不肯白尽义务，常借公务之便捞取钱物，到基层巡察便是他们一贯借用的手法之一。胡顺之所在的浮梁县，也常受府衙胥吏的搅扰。
有一次胡顺之听说府里的教练使要到本县来，便暗中派人监视其行踪，发现这个身为胥吏的教练使竟先去只接待正式官员的驿舍，向管理驿舍的吏人索要供给之物。这个教练使吃喝完毕方至县衙，谒见县令，神色甚为倨傲，胡顺之迎至衙中让坐，教练使即毫不谦让地坐了下来。
这时候，胡顺之才慢条斯理地问他：教练使是什么官呀？那人回答说：本人是州里的吏职。胡顺之接着问：既然是吏职，那应该入驿舍吗？教练使躇踌地说：途中没有邸店，所以暂借驿舍歇脚。胡顺之又问他：应该接受驿吏的供给吗？来人回说：“来时未带刍粮，故而受其供给。”胡顺之见他非分享用国家财物，还蛮有理由，就又质问说：你应该与朝廷命官坐着谈话吗？教练使这才站起身来谢罪。
为了惩治这个恶吏，胡顺之将他收械系狱，关在暗室之中，环室内放了十桶粪尿。教练使不堪其臭，一日偶见胡顺之从狱旁起过，即大喊：县令为何不问我的罪案？胡顺之笑着说：请教练使不要见怪，这几天县里正好公务很忙，没能抽空问你的案子。关了十天，才将教练使提出审问，断为杖二十之罪。教练使不服，说：我是州吏，有罪，也应受杖于州。胡顺之笑着回答：教练使久为州吏，难道不知国家法律规定，杖罪不必解送州衙？遂喝令衙役执行杖责。自此，府吏再也不敢到县里扰乱。
其后，胡顺之调至青州（今山东益都）为幕僚。青州大姓麻士瑶，阴结朝中高级宦官，家中藏匿兵械，服用器物模拟尚方，州县久被其陵蔑，而不敢发其奸。适逢麻士瑶杀了他侄子麻温裕，麻温裕的母亲到州里告状，州中众官皆面面相觑，不敢前去捕捉。唯胡顺之自告奋勇，领了檄文，率衙役径至麻家，将其族党尽行捉拿归案。朝廷降诏鞫问，麻士瑶论死，其子弟坐罪流放者有百余人，称霸一方的麻氏遂得以剪除。胡顺之也因此名闻于朝廷，宋真宗特召其至京师，除为著作佐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