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美国人的书信中，还是西方媒体的报道中，在提到与“海王星号事件”有关的清朝官员时，多泛称以“清朝官员”（Mandarin）、“政府”（The Government）或“当局”（Authorities），偶尔特指“广州总督”或“广东总督”（The Viceroy of Canton）。而清朝并未设“广州总督”或“广东总督”一职，若西方人指的是“在广州的总督”，那必然说的是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之职设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根据《明史》的记载，1452年，“浔、梧瑶乱，总兵董兴、武毅推委不任事，于谦请以翁信、陈旺易之，而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清朝亦设有两广总督之职，其全称是“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
“海王星号事件”发生时，两广总督是吴熊光。而他当时面临的困难，使他根本不可能对英国人采取强硬态度。
吴熊光是江苏昭文人，乾隆时期曾任过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刑部郎中及御史之职。1801年，嘉庆皇帝擢升他为湖广总督，4年后调任两广总督。“海王星号事件”发生时，是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的第三年。当时，他正疲于应付祸害广东沿海的海盗。
在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为祸福建、广东沿海一带的海盗势力主要是以蔡牵、郑一、鸟石二等人为首的匪帮。
用嘉庆皇帝自己的话讲，“海洋盗匪劫掠商船，并不始于近日。总由捕务懈弛，遂致匪船日多”。而捕务懈弛的表现，则是“文武往往互相诿卸，未能各尽其责”：文官们认为，官府船只的数量和质量都足以用来缉捕海盗，而水师出洋之后，则经常以守候风信为借口，在港湾处躲避，实际上是因为心存畏惧，因此才退缩不前；而武官们则认为，他们整日在海上冲杀冒险，可岸上的接济却跟不上，以至于无法成功剿捕。
最早注意到中国沿海海盗的西方人，是在澳门居住或做生意的葡萄牙人。而较早报道中国海盗实力的西方媒体，则可能是英国的军事刊物《联合军事杂志》。1830年4月，它刊载了一篇东印度公司商船“伊利侯爵号”船长格拉斯普尔（Captain Glasspoole）的自述文章。这位船长曾与在闽粤沿海一带活动猖獗的海盗遭遇，并且被后者俘虏，在东印度公司及广东行商交了一笔赎金之后才重获自由。
根据格拉斯普尔的讲述，在1810年时，这伙海盗已经有吨位在80至300之间的船只600艘左右，不过，最大的船只很少装有超过12门炮的。这些船只装备的火炮能发射6到18发炮弹。炮弹有的是购自欧洲，但主要是夺自清朝水师。最大的船只能载100～200人。每艘船都配有一艘用于劫掠海岸村镇的战艇。他们手中的武器是14至18英尺长的长矛，这些长矛的枪身或竹制或木制，配尖锐的铁质矛尖。他们还有2英尺左右的短剑。他们使用的火枪比较低级，没有后膛。
除了格拉斯普尔，另一位英国船员特纳（Turner）也曾成为海盗的俘虏。他向西方人讲述了海盗的两个主要的财富来源：劫掠沿海村镇；绑架并勒索富人。“他们对待俘虏很粗暴。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处于悲惨的半饥饿状态。”
1807年3月初，闽浙总督阿林保上奏嘉庆帝说，因沿海断绝接济，蔡牵率匪船已经逃窜到广东沿海，“催舟师遇境会剿”。3月13日，嘉庆帝在派荣郡王绵亿祭拜完“先师孔子”之后，将阿林保奏折中的内容告诉了军机大臣们。让他感到十分忧虑的是，这伙原先主要在福建沿海活动的海盗，会与郑一、鸟石二等广东沿海巨憝声息暗通、同恶相济，“设蔡逆匪船入粤后，该逆等容留合伙，岂不又增其羽翼”？
他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阿林保已经咨令闽浙水师总统李长庚赶到广东沿海，蹑踪追剿，但是，广东沿海地形复杂，李长庚未能谙习，且恐闽省所造同安梭船带入广东沿海，驾驶不能应手，于事转属无益。他吩咐军机大臣如此交代吴熊光：
或于粤省多备米艇，俟李长庚带兵到粤时，令其酌量换驾，俾资缉捕，尤为得力。此事责成吴熊光，督饬钱梦虎、孙全谋统领舟师，探踪迎击，与李长庚收两面夹攻之效。断不可令其与粤省盗匪合伙。此为最要，将此谕知之。
也就是说，两广总督吴熊光及广东提督钱梦虎，必须与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一道，同心协力地剿灭闽粤沿海海盗，防止这些海盗合伙。
那么，广东水师的实力如何？我们可从嘉庆帝怒斥吴熊光的密谕中窥其一斑。1807年5月18日的密谕写道：
朕闻粤省水师全不得力，兵骄将玩，于缉捕毫不认真，实堪痛恨。即如造船一节，向系州县领帑建造，而船之可用与否，则全自营员操纵之。偶遇风涛，即报损坏，归咎于文员造船不坚，以掩饰其缉捕不力。
同日，嘉庆帝又在给军机大臣的上谕中说：
粤省水师积习疲玩，此时欲筹办战船，先须激励将士，使之人人勇往争先，不避艰险，方可驾船追捕。否则即有坚固船只，出洋后停泊躲避，仍于缉捕奚益？
在此之前，吴熊光曾向嘉庆帝抱怨称，钱梦虎的才能远不如李长庚，希望皇帝能让李长庚留驻粤省，以期得力。嘉庆帝对他的抱怨十分不满。他在给军纪大臣的上谕中斥责吴熊光：李长庚本是闽浙水师总统，广东也有自己的水师，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胜任呢？如果李长庚没有去广东，广东难道就不剿捕海盗了吗？“所奏不可行。该督惟当将本省营员严加整顿，勿涉因循推诿为要”。
但是，在剿灭海盗一事上，吴熊光、钱梦虎终究没能让嘉庆帝满意。1807年6月28日，嘉庆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说：
钱梦虎等前次并未与李长庚跟帮剿捕，及蔡逆乘风东窜，钱梦虎等总未探明踪迹，示以兵威，以致该逆折窜闽浙，往来自如，其缉捕不力之咎，实无可辞……钱梦虎着交部议处。该省水师，自总兵以下，都司以上，凡在事出洋巡缉者，着吴熊光查取职名奏明交部议处，以示惩儆。至吴熊光，身任总督，水师虽所统辖，但亦只能于沿海口岸督饬调度，并无亲莅洋面督率剿捕之责，其咎尚有可原。吴熊光着加恩免议。
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Demetrius C。D。K。Boulger）对嘉庆帝十分同情。他在1898年出版的《中国史》一书中写道，清朝政府官员的低效率和冷漠正是海盗势力得以壮大的原因。“无论他们是参与了分赃，还是真的害怕这些掠夺者，事实十分清楚，他们没有作一点抵抗的尝试，皇帝的权威完全被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