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来说，这就是艾奇逊对委员会所说的情况。诚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因为中国发生的崩溃已经早在各种国会团体面前做了详尽的回顾。艾奇逊的讲话并未能使他的对手们满意。其中有一位是缅因州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他指责国务卿因具有对所议主题的深入了解，而获得对参议员们的“不公正的优势”。
艾奇逊作证的其余部分就是对政府战争方针的有力辩护，以及对麦克阿瑟计划将冲突引向中国的全盘否定。他并不怀疑麦克阿瑟的动机：如果将军认为轰炸“满洲”能更快地结束战争，将军是当真的。但是“我们的担心是，他不能使战争结束”。
艾奇逊还被强烈询问了美国曾在1950年春末把部队从南朝鲜撤出的原因。他说，美国已经认识到局势是危险的，但是“相信在南朝鲜人自己能够更好地对付之前，入侵不会发生”。艾奇逊没有透露，实际上国务院曾敦促部队在朝鲜再留下去，他们是在五角大楼的坚持下撤出的。
艾奇逊认为，从战略上说，中国共产党人参战已是铸成大错，这使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丢掉了几乎是唾手可得的台湾，现在台湾已经遥遥无期地远在他们的股掌之外。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内战的未了事宜，世界上大部分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国际上的无法无天分子”。中国在对日和约上也不再有发言权。如果中国置身朝鲜之外，它本来是可以指望有此发言权的。而且，中国已经丧失任何近期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希望。
相反，美国却有几点重要收获。首先是显示了它将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战争的扩大推动了重整军备的努力，这是非如此美国人民和国会就不会支持的。“我认为它极其深刻地使人民认识到了整个世界所遭受和正面临的危险的程度。”艾奇逊说。
提问进行得漫无边际，冗长不堪，艾奇逊甚至被问及一些令人恼火的毫不相关的题目（对一次有关远东军事局势的听证会而言），诸如借款给墨西哥开发石油资源；艾奇逊以前的法律事务所同伊朗的联系；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娶了国际石油地质学家埃弗雷特·法·戈利耶的女儿；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变节难民的大豆投机活动；允许德国科学家来美国居住；为什么陆军部在1945年派了这位将军而不是那位将军参加中国调查团。甚至艾奇逊所谓的朋友们也变得令人讨厌，他们让冗长乏味的重复性问题充斥了听证记录。韦恩·莫尔斯发难最多，他简直不顾别人已经问过了什么问题，他进行询问时就好像只有他一个参议员出席似的。
当艾奇逊最终结束了听证时，国务院的一位朋友问他这个周末准备做什么。“我有一个计划来试试我酒精的消耗能力，”国务卿回答说，“如果在我喝完之前又爆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我就一定不奉陪了。”
听证会结束
实际上，艾奇逊的作证已经结束了听证的实质性部分。尽管听证又拖了几个星期，那些外围的证人们对于已经说过的东西也没有多少要补充的，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乔治·马歇尔部长在他于参院作证的最后一天曾经说过，在做出把麦克阿瑟解职的决定时是意识到这将会引起争议的。但是马歇尔补充说：“人们同时也认为，在感情浪潮的高峰过去之后将会有一些清醒的思考。”马歇尔的态度使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感到恼怒。“这可能被解释成政府的一种设想，即美国人民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恢复平静，并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他说。马歇尔回答说：“我认为清醒思考与恢复平静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马歇尔的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甚至在听证会还在继续进行时，麦克阿瑟遍游全国寻求新的奉承喝彩，但是他发现注意力正在减退。人们是出于好奇心来看他，而不是来听他讲话。在芝加哥，中午的车队吸引了估计300万人，但是晚上他在“士兵运动场”讲话时，只有5万人在那里，相当于这个运动场一半的容量。麦克阿瑟变得越来越具有煽动性。在对得克萨斯州议会发表讲话时，他指责说，由美国政府中的“文人”（麦克阿瑟使这个词听起来很肮脏甚至很邪恶）炮制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如果不是像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受命于的话——国外，而且被害怕别人指手画脚的恐惧所支配”。当他继续穿越全国旅行时，他的讲话听起来与其说像是一位解甲归田的政治家的演讲，不如说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共和党保守派的总统竞选活动。在西雅图，他指责说：“我国的政治声望令人心痛地受损于一连串的外交失策和国内莽撞浮夸的目标……当我们广大的公职机关中的贪污腐化被揭露出来时，美国国内的忧虑与日俱增。”他对“政治上的愚笨和经济上的无能”大张挞伐。麦克阿瑟在政府对他的后勤支持结束后，发现他自己受到了美国政治上的极右人物们的接待。得克萨斯州石油家亨特和克林特·默奇森把一架飞机给他使用。美国公众渐渐地不再爱听麦克阿瑟信奉的那些政治主张，他们在1948年选杜鲁门当总统时就已经对这些主张表示了反对。
在大多数报刊看来，尤其是卢斯的《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麦克阿瑟的旅行是一件具有像恺撒大帝胜利出征后凯旋罗马那种感情程度的事件。一些不那么激动的观察家谈的就不一样了。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杰出政治领袖、律师莫里·马弗里克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描述麦克阿瑟在该市受到接待的情形。开始时，小贩们出售的“欢迎麦克阿瑟”小旗索价1美元，后来谁也不买，价格跌至15美分。警方曾预计将有50万人出来，但是只有约8万人出现，其中大多数看来都是去吃午饭的。麦克阿瑟访问的重点是在阿拉莫的讲话。“当他开始讲的时候，”马弗里克说，“人们都仰起脖子，然后就咯咯地笑着或嚼着口香糖走开了……没人听这滔滔雄辩。”最大的混乱是由军队引起的，他们封锁了交叉路口，让麦克阿瑟的车队不受阻碍地通过。得克萨斯的另一位政治家、达拉斯的律师哈里·西伊也观看了麦克阿瑟在该州的旅行情况。在休斯敦，麦克阿瑟在赖斯学院体育场吸引了2万人，这个场地有8万个座位；这比1948年杜鲁门在这里竞选时吸引的人数要少得多。在达拉斯的“棉花碗体育场”，拥有7.5万座位的场内只有2.5万人，很多人在他讲完之前就走了。“他的得克萨斯之行是一个彻底失败，”西伊写信给总统说，“而且他的好些朋友也承认这一点。”
尽管麦克阿瑟也许当时还未认识到，他的昙花一现是有根本原因的。那些共和党人把他弄到华盛顿，并为他在国会和参院听证会提供讲坛，他们这样做时怀着既为战争政策担忧，又想把政府整一番的复杂心情。麦克阿瑟错把这种对他含情脉脉的关照，当成是邀请他发起政治讨伐，并把杜鲁门赶出白宫。然而，共和党用来对付杜鲁门的计划在1951年6月时，只有一个挂名领袖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而已。麦克阿瑟对共和党有一定的地位和效用。一旦他结束了作证、严惩了政府、得到了全国的喝彩，他也就不再有进一步的用途了。从4月中旬到6月中旬，麦克阿瑟风头出尽。但在这之后，他只是曼哈顿一家旅馆套房中的一个孤独老人，就像新泽西州军训营中一名初入戎伍的新兵一样，同朝鲜战争中的任何事情毫不沾边了。
第二年春天，麦克阿瑟曾在波洛体育场观看过一场由费城人队对纽约巨人队的棒球赛。球赛将结束时，他和琼与阿瑟穿过中场向出口走去，当时乐队高奏《老兵不死》，观众尊敬地鼓掌。接着从露天看台上传来一声洪亮的叫喊：“嗨，麦克！哈里·杜鲁门怎么样？”看台上爆发了一阵哄笑——这是有人当面嘲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绝无仅有的记录在案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