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猛的想起，不管他怎么讲，怎么讨好我，等我到了他家里，他会把我当作奴隶卖掉。[1]
——《天路历程》约翰·班扬[2]
在描述应用科学的发展时，“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常用的表达。不久前，有人对我的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打败了自然。”在他们的交谈中，这句话带有一种悲剧性的美，因为说此话的人即将被肺结核夺走生命。“没关系，”他说，“我知道我在这场斗争的死伤者之列。胜利的一方当然会和失败方一样有死有伤，但这不改变他们即将取得胜利这一事实。”我选择从上面这件事说起，是为了表明我并不想贬低如前所述的“人类征服自然”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实质性利益，更不想轻视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真诚奉献和自我牺牲。但是，接下来我必须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这种观念。在何种意义上，人类对自然拥有了日益增长的权力？
让我们来看三个典型的例子：飞机、无线电和避孕用品。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在和平年代，任何人只要负担得起就可以使用这些东西。但严格地讲，当他使用这些东西时，并不能说他就是在行使个体对自然的权力，或者说他本人正在驾驭自然。如果我付钱让你把我背起来，我本人并不因此成为一个强壮的人。对于上述三种东西中的任意一种，总有一些人可能会被另一些人剥夺使用它们的机会。这样做的人可能是出售或批准出售它们的人，拥有生产原料的人，或是生产它们的人。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权力实际上只属于某一些人，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可以允许或禁止他人受益。此外，就飞机和无线电所显示的权力来看，人类不仅是权力的拥有者，也同样程度地扮演了权力的受害者或客体的角色，因为他正是炮弹轰炸和舆论宣传的对象。至于避孕用品，这个问题则颇有几分荒谬的负面意味，因为所有潜在的未来世代都受其影响，都是这种控制的承受者。他们都承受着已经在世的人们对其的影响。在单纯的避孕中，他们会被剥夺存在的机会；而如果避孕被用在优生和选育中，便是未经过他们同意，就将他们塑造成某一个世代出于自己的理由而偏好的样子。从这种观点看，所谓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些人以自然为工具对另一些人行使的权力。
我们抱怨人类一直滥用自然赋予他们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力伤害自己的同类，这种说法当然是一种老生常谈，而我想谈的也并非这种观点。我要谈的并不是某些通过道德层面的提升便可得到修正的，特定的堕落行径和陋习。我讨论的是所谓的“人类对自然的权力”之必然本质和一贯属性。毫无疑问，通过原材料和工厂的公有化以及对科学研究进行公共控制，情况也许是可以改变的。但除非我们成立一个世界政府，否则这仍将意味着某个国家拥有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即便是在世界政府或国家内部，从原则上讲，这也仍意味着多数派对少数派的权力，并会具体体现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而所有在较大时间尺度上行使的权力，特别是在繁衍和抚育上的权力，则必然意味着先前世代对后续世代的权力。
后面这一点并不总能获得足够的重视，因为那些针对社会问题写作的人还没有学会像物理学家一样把时间也算作一个维度。人类对自然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由此产生的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权力又意味着什么？为了充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设想人类这个物种从诞生之日到灭绝之时的完整过程。每一代人都会对其后的世代行使权力，而每一代人也都在改造前人遗留下来的环境，并对传统进行反抗，以此抵抗和遏制之前世代的权力。这会改变我们之前的设想。在我们本来的设想中，这个过程时常被描述为人类逐渐从传统中获得解放并不断增强对自然的控制，也正是这个过程被认为导致了人类权力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如果通过优生学和科学教育，任何一个时代真的拥有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后代的权力，那么之后的所有人类必将会变成这种权力实施的对象。这些人变得更弱小了，而不是更强大。因为虽然我们给予了他们绝妙的设备，我们同样已经预设了他们将如何使用这些设备。并且，如果这个对后代拥有了最高权力的时代同时也是（几乎必然是）最大程度地从传统中得到解放的时代，那么，它将像削弱后继世代的权力一样大幅削弱先前世代的权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个世代出现得越晚，就越接近于这个物种的灭绝，它拥有的对后世的权力也会越发有限，因为可以控制的后代将是如此稀少。所以，一个物种不可能获得一种纵贯其历史的、整体上稳定增长的权力。最后一代人类将远非权力的继承者，而是所有人类中最大程度地受制于我们已故的伟大计划者和决定者的人。他们能够对未来行使的权力也最小。
实际情况是，某个时代将会成为主导时代，让我们假定它是公元100世纪。这个主导时代最为成功地抵制了之前的时代，并最为难以抗拒地主导所有后续时代。所以，这个时代是全人类的真正主人。但是，本身作为物种中一个无限小的群体，在这个主导世代的内部，权力仍然会被一个更小的群体所享用。如果一些科学规划者的梦想得以实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将意味着几百个人统治数以十亿计的人类个体。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权力在人类这一边的简单增长。人类获取的每一项新权力同时也驾驭着人类。每一次进步都在使人类更强的同时削弱人类。每一次胜利中，人类既是凯旋的将军，也是跟随在胜利者战车后的俘虏。
我还没有讲到这种矛盾的胜利的总体结果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只是在澄清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这种征服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什么。这一阶段也许并不遥远。当人类通过优生学、产前调控，以及基于对心理学的完美应用的教育和宣传攻势实现了对自己的彻底控制，这个最终阶段就会到来。人性将是自然向人类投降前交出的最后的一个战利品。这场战役终将分出胜负。我们会从克洛托[3]手中接过生命之线，从此便可随心所欲地塑造人类这个物种。确实会有一方在这场战斗中取胜。但是，确切地讲，谁是胜者？
如我们所见，人类随心所欲地塑造自身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塑造另一些人的权力。迄今为止的所有时代中，养育和教导无疑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行使这一权力了。但我们在未来必须面对的情境有与以往有所不同。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种权力会极大地增长。迄今为止，教育学家们的各种计划都落空了。比如，柏拉图曾经如何想要把每一个婴儿都变成“养育所里的混血儿”[4]；埃利奥特[5]如何计划让男孩子在七岁之前不见男人，而七岁之后不见女人[6]；洛克[7]又怎样希望孩子们穿漏水的鞋子，并禁止他们发展诗歌方面的能力。[8，9]事实上，当我们读到这些计划，我们应该庆幸：出于一种有益的痼疾，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和保姆，尤其是真实的孩子们，保住了人类这一种族尚存的理智。但新时代的人类塑造者将会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和无法抗拒的科学技术。最终会出现一群决定者，他们将能够真正随心所欲地塑造后世的人类。
第二个不同之处甚至更为重要。在比较古老的传统中，教育者想要塑造出什么样的人，他们塑造人的动机又是什么，都是由“道”规定的。教师们本身也受“道”这种规范的约束，不能违背。他们不是按照自己选择的样式来塑造人，而是传递自己曾接受的东西。他们将年轻的新人引向人性之谜，这奥秘将笼罩在学生头顶，就像曾凌驾于教育者们头上一样。这曾经就像大鸟教小鸟飞翔。这种情况将会被改变。现在，价值只是自然现象。在学生心中培养价值判断正是塑造的一部分。无论“道”是什么，它将是教育的结果，而非动力。决定者已经不再受其影响。这是人类征服的又一部分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人类活动的终极动力将不再由外界给予。他们已经放弃了——就像电流一样，决定者的功能是控制，而不是服从。他们知道如何创造良知，并且将决定创造何种良知。但他们自己身处其外，或者说，身处其上。我们考虑的是人类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最后阶段。现在最终的胜者已经产生了。人性已经被征服——当然，也是已经征服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
届时决定者将会根据自己的考量选择将何种人造的“道”应用于人类之中。他们将是人类行为的动因，将是动力的创造者。但他们将如何驱动自己？
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被头脑中存留的古老而又“天然”的“道”所驱动。于是，起初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人性的仆从和守护者，并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它向“善”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仅仅是出于一种误解才得以维持了这种状态。他们认识到，正是现在他们能够控制的某些过程导致了“责任”这个概念的产生。他们的胜利完全在于这样一种状态上的转变：从必须遵循那些过程行事，到将其作为工具使用。现在他们将不得不对诸多问题做出决定，其中之一便是，还要不要对其他人进行控制，从而使我们保持对责任的原有理解和一贯反应。责任如何能帮他们做出决定呢？责任本身正站在被告席上，它不可能同时做法官。而“善”的处境也并没有好多少。这些决定者非常了解如何才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出对“善”的诸多不同定义。而问题是，他们应该制造哪种善，如果他们真的要制造的话。没有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在比较的过程中，抱定其中一个对象，并将其作为比较的标准，这样的行为实属荒谬。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决定者所面临的困难根本是被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另一些头脑更简单的批评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假设他们是这样的恶人？”但是，我并不是在假设他们是恶人。确切地说，他们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如果你愿意，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放弃了自己在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献身于“决定今后何为人性”这一事业。“善”和“恶”用在他们身上只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意义恰恰来源于他们的决定。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并非子虚乌有。我们也许会认为如下说法也可以接受：“终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想要的或多或少是相同的东西：食物、水、性交、娱乐、艺术、科学，以及个体和种族尽可能长的寿命。让他们简单地声称这些就是我们凑巧喜欢的东西，并且继续把人类塑造成最可能产生这种喜好的样子吧。有什么不妥吗？”但这并不令人满意。首先，我们确实都喜欢相同的东西这一论述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确实都喜欢相同的东西，究竟什么动力可以驱使决定者无视轻松的解决办法，却奋力工作以便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他们的责任吗？但责任恰恰属于“道”。他们可以决定将这“道”强加给我们，而自己却不受其束缚。如果他们接受“道”，他们将不再是良知的创造者，而仍是它作用的对象，那么他们对于自然的最终征服也就没有真正发生。保护人类这一物种可以作为他们的动力吗？但为什么这一物种应当受到保护？他们面前的问题之一便是这种对后代的感情是否应该延续下去，而他们完全了解这种感情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无论他们回溯多远，或后推多久，他们都不可能找到立足之地。无论他们试图按照何种动机行事，都会犯窃取论题的逻辑谬误。[10]并不是说他们是恶人。他们根本不是人。踏出“道”之外，他们也就踏入了虚无。受他们决定的也未必就是不幸之人。他们根本不再是人，而是人造的产物。人类最终的征服被证明是对人类自身的废除。
但决定者还是会行动。刚才我说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其实，我应该说是除了一种动力之外的所有动力。所有号称有效的动力都无法驱动他们，除非是他们在某一特定时刻所感到的情绪强度。除了“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11]，其他任何的动力都已经被推脱了。然而，不追求客观性的事物是不可能被主观主义毁灭的。有些因素会使我的正义感、荣誉感或对后代的关爱消失，但我痒的时候就有挠痒的冲动，好奇的时候就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不会因为那些因素而消融的。当所有追求“善”的动力都已经被揭穿，剩下的就是“我想要”。它不可能被戳穿或被“看透”，因为它从不掩饰。因此，决定者最终必然落入单纯地被自己的意愿驱使的境地。这里，我并不是在谈权力的腐化作用，也不是在担忧我们的决定者会在这种作用下堕落。单是“腐化”和“堕落”这两个词已经暗示了某种价值准则的存在，所以它们在这个语境下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要说的是，立于一切价值判断之外的人，只能依据自己冲动的强度在几种冲动中进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无可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