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童年丧父
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曾告诉他,说她在生他之前,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醒来后梦中情景还很清晰,心怦怦跳。老虎入怀,本已令人惊骇,何况是少见的白虎!自古以来,对于白虎就有种种说法,虽然也有说是瑞兽的,但更多的则说是凶暴之兽;白虎星在民间也被视为灾星、杀星、凶星,遇之不吉。
徐燕若于是去见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说法也多从凶说,说这个小孩长大后不会有哥哥弟弟,而且克父!不过算命先生也谨慎地给杨母留了一小条“光明的尾巴”,说这个小孩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之后,会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
徐燕若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走的时候心更不安了。她这是头胎,倘若是个男孩,
杨家便只有这一个独子;倘若是个女孩,杨家这一支香火岂不就断了?何况还有更要命的克父!至于那“彩虹”也不可期——谁知道他能不能过得了之前的风雨呢?
也许徐燕若并不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或许是那时她已近分娩,胎儿已经发育成熟,算命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刺激。
杨宪益生于1915年元月10日。这年的2月14日是春节,之前是农历甲寅虎年,之后才进入乙卯兔年,所以杨宪益属虎,他母亲梦见老虎,也应与她想到生个儿子属虎有关。
也许是杨霁川求子心切,徐燕若生了杨宪益之后便只生女儿了,于是他又找了一个妾回来,希望能像徐燕若那样给杨家添喜,可是希望落空了。
那年他得了伤寒,老话一病不求二医,他也不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只是因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家里今天请来一个名医,明天又请来另一个名医;今天吃这人的药,明天打那人的针,东治西治,七治八治,病越来越重,竟至不治而逝!年方49岁。杨霁川并不是文弱书生,身体相当结实,又注意运动,不是短命之相,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竟会中年丧命。
5岁的杨宪益当然不会想到父亲的早逝与他有什么关联,他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生活片断。比如他记得父亲常常在家里的庭院里玩可以致人死伤的飞镖;喜欢在夏秋斗蟋蟀,但蟋蟀并不是他亲自动手四处捉的,而是购买。他每年都要买上几百只蟋蟀,养在精美的陶罐里,并加以训练、筛选,给出类拔萃的蟋蟀命名,有“金颚王子”、“无敌霸王”等;他还嗜好唱京戏。
父亲的故事还有许多是母亲告诉他的,比如父亲在日本不好好读书,而喜欢与日本艺妓在一起消磨时光。当然,母亲也会讲到算命先生说的他们父子相克的预言。
杨宪益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虽未认定父亲是被自己克死的,但也承认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对父亲的印象虽然模糊,并且似乎也不以他为骄傲,但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在成年后的杨宪益身上,可以找到一些他父亲的影子,比如读书并不是非常用功,带有一种王公贵族特有的闲散气质,对钱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轻视。
杨霁川虽然过早去世,所幸死之前已攒下丰厚家产,包括银行里的巨额存款、天津的几处地产等,足以使孤儿寡母仍然继续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父亲去世很久后,他的酒柜里还存有洋酒,童年的杨宪益有天拿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往花园里的一个金鱼缸里咕咚咚咚倒了许多。金鱼们全都醉死了,洋酒少了大半瓶,家里也无人过问。
杨宪益在回忆录里写到,父亲去世几年后,七八岁的杨宪益还以杨霁川的代表身份出席银行的董事会,“许多年长的董事都是我父亲的老友和同僚,他们直夸我聪明、举止得体。”
在杨霁川死的前一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苏慕东联合金融界、商业界人士集资创办了大生商业银行,于1919年3月在天津正式开业,第一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杨霁川是其中之一,其余几位是梁士诒、王郅隆、胡笔江、陶湘、苏慕东、潘耀庭,都是当时社会的显赫人物。梁士诒(号燕荪)历任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王郅隆(字祝三)是天津《大公报》创刊时的第一大股东,后任该报总董、金城银行总董、国务总理段祺瑞任董事的天津裕元纱厂的老板;胡笔江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陶湘(字兰泉)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潘耀庭曾做过天津商会的会长。
尽管杨霁川身后留下的是一座金山,可是坐吃山空。杨霁川在杨宪益生母之后又娶的那位小妾,倒似一位对爱情有所追求的女子,在丈夫死后,便跟着一个戏班子里的男人走了,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京剧演员。
杨宪益的嫡母与生母既对银行事务一无所知,对家庭财产也不大懂得如何打理,甚或对数额没有概念,要么以为家财用之不尽,要么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要么习惯使然,家庭日常里仍然维持着奢华的生活。
家财于是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冰山,遭遇了暖流,飞快地融化;又有杨宪益的两个叔叔,哄骗两个寡嫂拿出许多钱来给他们做投机生意,结果都血本无归;小少爷随便倒掉一瓶洋酒家里都没人知道,仆人们便放开胆子大肆偷盗。
日本占领北京和天津后,银行存款被迫兑换成伪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币不予承认,结果那些钱就成了一堆废纸。加上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杨家银行里的钱已消耗尽了,地产也先后变卖得差不多了。
所幸家财散尽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个珍贵的过程,帮助杨宪益完成了留学学业,而且是舒服地完成的。在他可以自己挣钱之前,没有受金钱困扰,没有陷入经济窘迫,尽情地享受了金钱所带来的生活的快乐与便利,更使他可以一辈子站在比金钱高的位置,可以一辈子在金钱面前保持清高,免做金钱的卑微的奴仆。而这一切,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父亲给他打下与留下的物质基础,他应该感谢父亲。
3.中学时代
杨宪益读的中学中文名叫新学书院,英文名直译叫天津英中学院,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的传教士创办的。虽然他的学习并不吃力,成绩也相当不错,可是家里许是望子成龙心切,仍然给他请了家教,希望他在学校的成绩能更好。
母亲请了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池太太来教杨宪益英文,杨宪益与她很合得来,渐渐的,他对这位比他大不了一旬的老师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感情,而池太太家庭生活不美满,对这位小弟弟也情愫暗生。母亲发觉情况不妙,赶紧把儿子送到国外留学去了。
那位池太太不姓池,池是夫姓,她自己姓徐,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徐剑生。杨宪益早在十年前,就跟家里请的一位叫魏汝舟的前清老秀才学习赋诗作对,进步神速,很得魏先生赞赏。杨宪益与池太太熟了以后,便常跟她淘气。池太太因为喜欢他,所以也从不生气。有次杨宪益拿她的名字对对子,竟对出“快枪毙”,觉得很好玩,完全没有顾忌,颇有几分他四叔公的秉性。
显然杨宪益与他的徐老师的感情发展得并不神速,当然更未熟透,恰好他从新学书院毕业了,母亲可以自然地妥善安排儿子下一步的求学之路,否则除了辞掉池太太也不大有别的良策,总不至于硬行中断书院的学业去留洋,而即便辞掉池太太也未见得能阻断两人来往。
杨宪益在自传里写道,出国留学并不在他当时的个人计划里。的确如此,他的计划是升学,他属意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燕大提前招生,而且是教会大学,与杨宪益的新学书院关系特殊,新学书院的优秀学生只需通过英语与数学两门课考试,加上智商测试,就可以入燕大。杨宪益已参加了考试与测试,数学稍为差一些,另两项成绩则非常出色。主考官甚至对他说可以直接从大学二年级读起。而他则还想着要参加清华和北大的考试。
这说明出国留学完全是母亲的意愿,19岁的杨宪益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那个年龄的青年通常会有的逆反心理,他完全顺从了母亲的意志。
那是1934年的夏秋,把杨宪益视为得意门生的书院物理教师朗曼,以及他在学校教英国文学的夫人正好要回国度假,当然很愿意带杨宪益同行,加上杨宪益班上有一位叫李亚福的同学也想与杨宪益一同去英国,这才使徐燕若放心下来。从小开始,直到12岁,她都不许杨宪益出门上学,而请先生到家里来,就因为生怕家里这个唯一的儿子会被人绑架,或遇到其他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