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研究《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重要著作，也是戴逸第二部学术代表作。由于戴逸掌握了大量关于中俄谈判的具体细节，许多生动、具体且鲜为人知的情节得以呈现，这在史书中是罕见的。书中对该条约的八种主要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认为各种文本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是拉丁文本是最后的定本，是经过两国代表团签字交换的正式文本，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各种文本中的一切差异都应以正式的拉丁文本为准。书中以大量事实证明，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包括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已经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有意思的是，由于《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当时是内部出版物，苏联方面并不知道中国的学者已经对这个条约作了充分的研究。因此在谈判开始时，他们非常自信地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仍说自古以来黑龙江流域等地就是俄国的领土。面对中方递上的研究材料，苏联方面都傻眼了，原来在16世纪前满族早就在黑龙江流域生活居住了，而俄国人是在17世纪才来到这里的。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外交部在中苏谈判与交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成为清史研究中开拓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的重要著作。在忙碌和欣喜中，戴逸夫妇也铸就了银婚之年。
3．领军清史研究
《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意义重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这部书披露了许多史书上所未记载、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澄清了中苏边界上有争议的问题，为中国政府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提供了翔实、有力的边界谈判依据。同时，随着该书的出版，也使国内的清史研究有了更加明确的研究方向。此后，戴逸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清代前期和中期。50岁之前研究中国近代史，当属晚清时期；50岁之后研究鸦片战争之前清史，当属清前期和中期。戴逸的治学可以说是逆向回溯，也就是由近而远，由今而古，一步一步往前推移回溯。
忆及故人往事，戴逸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学者吴晗亲切的面容。早在60年代初，就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工作、如何着手编纂清史等重大问题，受中央领导重托，着手宏大规划的吴晗，曾语重心长地跟戴逸作过深入探讨。那天下午的交谈给戴逸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光阴荏苒中他依然能感受到前辈眼里鼓励的光芒，穿越岁月为后辈晚生照亮前行之路。也使得年轻的史学家，从此把目光投向清史研究领域，从此清史编纂成了他魂牵梦萦的追求，起起落落终不悔。
还有学者郭影秋，为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一生在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当年他刚到人民大学主持日常工作，与戴逸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谈。初次见面，郭影秋的一番对人民大学学科的设想，使戴逸顿时豁然开朗。这番话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晰，可见人民大学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由此而来。其后那年的秋天，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亲自来到戴逸家中，传达了中宣部的决定及郭影秋副校长的意见，成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七成员之一，又奉命筹组清史研究所。但是命运弄人，所有的想法一时间都成泡影。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之下，郭影秋尚在呼吁集中安排人民大学教职员的工作，保留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接着促使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无疑为编修清史保存了有生力量。
戴逸刚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跟老领导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两人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谈话都是掏心掏肺的。在摆满书籍的病榻前，郭影秋娓娓而谈，常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谈话内容大多有关清史研究，以至于必得秘书过来提醒注意休息才行。郭影秋对明末清初的历史非常熟悉，对诸多历史人物都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经常跟戴逸交流各种古籍善本，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在老领导的影响下，戴逸按图索骥，随借随阅，极大地丰富了古本涉猎面，从中受益匪浅。言谈中，郭影秋最关心的是清史研究所的成立，就像园丁浇灌花草树木，时时观察其长势。他跟戴逸谈到探讨清史研究所的方向、规划等等，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征求部下的意见，令戴逸非常感怀。如此这样的亲切交谈，不仅指导了工作，也于润物细无声中，令戴逸受到无穷的教益。当时，戴逸正在研究尼布楚条约，他也更加清晰自己的治史方向。戴逸遇到学术上的问题，总是及时跟老领导探讨，也使得郭影秋对戴逸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支持。人民大学复校后，郭影秋考虑再一次选择由戴逸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草拟清史研究所成立的规划，可谓知人善任。对于戴逸来说，当是接续了早年暂时中断了的一个学术梦想。
经过一段时期的拨乱反正，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以贯彻和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确立，中国随之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1978年，随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经教育部批准，在原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其目标，始终以清史研究、培养清史专门人才和纂修《清史》为工作重心。
阴霾已然扫除，阳光临照简朴的清史研究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由衷之喜。简朴的会场里，也迎来了拄着双拐到会的郭影秋。年近70岁的郭老，虽然百病缠身，精神头却很好。他代表校党委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人员努力钻研，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作为清史所所长的戴逸，深感任重道远，他想起郭影秋当年提倡的“欀木”精神，肃然起敬。当年郭影秋任南京大学校长时，正值国家自然灾害时期，高校师生的生活和工作、学习面临许多困难。在迎接1962年元旦的讲话中，郭影秋号召大家发扬“欀木”精神：
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是像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转引自潘忠哲、包仁娟：《郭影秋校长在南京大学》，郭影秋：《往事漫忆》附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欀木，是支撑屋架的一个部件。清史研究所的建成，正需要大家发扬“欀木”精神。诚然，多少年来每一个有志清史工作者，都朝着这个宏大的目标进军，顶着万钧的压力，像欀木一样，把自己所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当年的倡议就得以落实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每一个以清史研究为毕生追求者所应担当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