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的访台，遭到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方声明中认为“这是与7亿中国人民为敌的严重的政治挑衅，是直接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重大罪行。”《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抗议声明》，1967年9月8日。为此，中国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9月10日宣布《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东京新闻》3家报社的3名驻京记者在限期内离开中国。新闻司负责人又指出：“上述3家报社和它们的驻京记者一直替反动的佐藤政府反共反华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摇旗呐喊，甚至不顾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多次在报上刊登通讯和漫画，肆无忌惮地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歪曲报道我国国内的情况，进行反华活动。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恶毒地把矛头指向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对此表示万分愤慨。”佐藤却认为“这是相当严重地压制言论的措施。真是个不好对付的伙伴。”
伊藤隆监修、佐藤荣作著：《佐藤荣作日记》第3卷，［日］朝日新闻社，1998年版，第132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80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4页。
此时，佐藤为何冒着严重恶化中日关系的风险访问台湾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佐藤欲改变日本外交的重点努力方向，即在解决了佐藤内阁的三大外交政策课题之一“韩国问题”之后，“中国问题”继续被搁置，而“冲绳问题”则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佐藤内阁最重要的课题。
佐藤访台的潜台词是希望台湾同意或默认日本收回冲绳。因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过冲绳归属日本，而且，在台湾盘踞着一些从事冲绳独立运动的活动家。佐藤为了顺利收回冲绳，期望台湾的国民政府默认这一事实，或者至少停留在口头的抗议上。据佐藤的秘书官楠田实所述，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佐藤提出了冲绳问题。他表明从安全的角度该问题也是必须研究的问题，既是日本的问题，而且也是国府的问题、远东的问题。对此蒋介石总统反应如何，不大清楚。但是，“其后从佐藤首相步调丝毫不乱的状况来看，可以认为关于冲绳的归属问题是在极其友好的背景下解决的。”实际上，据当时美国国务院的文件显示，对于佐藤希望收归冲绳的要求，蒋介石则表示：“日本和整个亚洲的安全都依赖这些冲绳基地，故而在安全问题解决之前，移交冲绳应该延期。” 在佐藤看来，为了收归冲绳，不可或缺的前提是必须维持与美国和台湾的友好关系。也就是，结果看到的佐藤重视台湾，鼓吹日台友好的一幕。正如佐藤的好友，也是佐藤智囊之一的东京大学教授卫藤沈吉所言，“佐藤的台湾访问，正是为了返还冲绳的谈判默默地做着准备。”
卫藤沈吉：《卫藤沈吉著作集第10卷佐藤荣作》，［日］东方书店，2003年版，第176页。
Call by Chinese Ambassador Chou ShuKai， Wednesday， November 8 at 3：00 p.m. BRIEFING MEMORANDUMM. Thomas A. Ainsworth to Mr. Bundy. November 7， 1967. LotFile 72D145， Box6， RG59， N.A.
转引池田直隆著《日美关系与“两个中国”》［日］木铎社2004年版，第199页。
楠田实编：《佐藤政权2797天》上卷，［日］行政问题研究所，1983年版，第224页。
卫藤沈吉：《卫藤沈吉著作集第10卷佐藤荣作》，［日］东方书店，2003年版，第176页。
佐藤在访问台湾、东南亚和大洋洲各国后，于1967年11月14—15日访问美国，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首脑会谈，重点讨论了冲绳问题。同时，佐藤“鉴于中共核开发的推进”，再次确认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并且指出“中共的存在，对东南亚有威胁”，表明了将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对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及亚洲政策予以合作的方针。在15日发表的《日美共同声明》中，明确提出了所谓的“中共的威胁”，日本追随美国，显示了“敌视中国”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佐藤欲凭借对美支持与合作，以换取美国在收归冲绳问题上的让步。该声明指出：（佐藤）首相和（约翰逊）总统，就最近的国际形势尤其是远东事态的发展，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注意到中共正在开发核武器的事实，一致认为让亚洲各国不受中共的威胁所影响是重要的。首相和总统还一致认为，中共最终将采取何种对外姿态，现在尚难预料，为了促进亚洲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自由主义各国继续合作十分重要。进而，双方希望，从亚洲持久和平的立场出发，中共应抛弃现在的不妥协态度，谋求国际社会的共存共荣。佐藤的态度，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中方指出这是“策划了共同反对中国、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向东南亚推行新殖民主义和镇压亚洲革命的罪恶阴谋。”《美日会谈的罪恶阴谋》，《人民日报》1967年11月21日。为期5年的LT贸易到期后，变为年度贸易协议。中国坚持政治问题是贸易谈判的前提条件，在1968年3月6日双方发表的《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中，共同确认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同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将不参加下任总统选举，并将部分停止轰炸北越。然而，佐藤政府在4月2日的内阁决议中仍表明：“（1）欢迎和平提案；（2）外交基本方针不变；（3）灵活对待中国问题，但当前，政经分离的基本原则不变。”尽管佐藤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清楚地指出：“最近国际形势，正迎来新的局面……据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也进入收场阶段。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期待中共拿出灵活的态度”，第60届国会众议院大会施政方针演说，众议院会议录第2号，1968年12月11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但佐藤却“言行不一”，在“当前最大的外交问题是冲绳复归祖国”的情况下，紧密追随美国，以求顺利收回冲绳。
《佐藤首相·约翰逊总统会谈录（第一次会谈）》，《佐藤首相访美（1967年11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D1，编号015341。
［日］外务省：《我国外交近况》第12号，1968年版，第22—26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85—886页。
楠田实：《楠田实日记——佐藤荣作首相首席秘书官的2000天》，［日］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版，第195页。
于是，1969年11月16日访问美国的佐藤，在21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公报》。公报第四项表明，日本要配合美国，积极介入亚洲的紧张局势。其内容要点是：佐藤首相认为，韩国的安全对于日本安全至关重要。首相和总统一致期待，中共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更加协调、建设性的态度。佐藤首相认为，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安全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双方强烈希望在冲绳施政权返还日本前，越南战争能够结束；万一场合，根据形势充分协商。佐藤首相表明，为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定，日本要谋求能够发挥的作用。当天，佐藤在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表明对中国“门户开放”的同时，也解释性地重申了公报中有关台湾的内容。
［日］外务省：《我国外交近况》第14号，1970年版，第309—403页。
日方的行动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双方对立达到了顶点。中方严厉地批评了佐藤的言行，认为日本“已被启用充当亚洲宪兵的角色”，“经济实力已经膨胀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妄图以美帝为靠山，加速复活军国主义，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在亚洲重建它的殖民势力范围，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美日反对派的罪恶阴谋》，《人民日报》，1969年11月28日。在1970年4月19日签署的《中日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中，亦严厉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年4月15日，周恩来提出“对日贸易四原则”，限制与台湾、韩国、美国等国有关系的日本公司做贸易。对此，佐藤在4月23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以及4月28日的自民党声明中，驳斥了中方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重申了日本对台湾不能不表示关心的看法，而且认为中国核武装是“严重的威胁”。［日］第63届国会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录第18号，1970年4月23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4．片面的“中日复交论”
在韩国问题解决，冲绳问题达成基本协议后，可以说中国问题成为佐藤必须面对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外交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内外形势改变的情况下，佐藤在维持着“慎重”姿态的同时，不得不“被动”地提出“中日复交论”，甚至不时表现出迫切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尝试着探寻中日复交的可行性途径。
访美归国后的佐藤，从1969年底开始，多个场合下就改善中日关系发表了看似积极的看法。12月13日，他在大分市主张：“关于中日友好关系问题，也许通过对话会取得意外的进展。会谈的地点可按中国认为合适的地点而定，会谈的时间越早越好。”当月24日在水户市又表示：“改善日中关系，是双方需要努力的问题，但是，日本方面首先需要作出努力。目前，可以考虑，如在日本谈不便，可以研究把日本在外公馆作为会谈地点。”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06页。
在国会上佐藤也多次释放了“友好”的信号。1970年2月14日，佐藤在第63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首次使用了“北京政府”一词。他指出：“期待北京政府在对外关系上采取更具协调性和建设性的态度，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彼此立场和现实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增进友好关系，从经济、文化、新闻报道等方面渐进积累，促进中日间的交流与接触。”
［日］第63届国会众议院大会会议录第3号，1970年2月14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在1971年1月22日的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佐藤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他表明：
“我国与中国，历史上、地理上联系密切，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亦是与远东长期和平以及缓和紧张关系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需要特别慎重地对待。
中国问题最大的难点，在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主张自己是代表全中国的正统政府。
我国自1952年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日台和平条约以来，诚挚地维持着友好亲善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国与中国大陆积极地进行交流，期盼改善双边关系。稳定中日友好关系的根本，无须说是中日两个民族的相互理解。作为政府，从长期的立场出发，为了消除我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非正常状态，强烈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进行政府间的各种接触，而且，希望促进民间贸易、顺利进行记者交换等，扩大各方面的交流。同时，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也与此呼应，做出努力。”
［日］第65届国会众议院大会会议录第2号，1971年1月22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7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将应邀访华的“尼克松冲击”发生后。翌日，佐藤在第66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的同时，仍坚持着过去的立场，停留在所谓的民间交流和政府对话上，显示出慎重的态度。他首先强调指出：
“毋庸置言，对于我国，维持、增进与韩国、中华民国等近邻各国的友好亲善关系是重要的。特别是，中国问题是70年代我国外交中最大的课题。日本政府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动向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有着重大影响的认识，慎重地谋求改善中日双边关系。为此，尊重相互立场，通过各方面对话加深理解至关重要。此次中美间对话的进展，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北京的举动，有利于缓和世界、特别是亚洲的紧张局势，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中日之间，最近也看到各种交流活动活跃的迹象，强烈期待这能发展为政府间的对话。”
［日］第66届国会众议院大会会议录第3号，1971年7月17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