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月12日，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为恢复日中关系应尽早派遣社会党访华代表团。1月19日，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确定了1959年上半年的活动方针，其重点是“打破日美安保体制、恢复日中邦交”。鉴于“不能期待岸信介内阁打开日中关系”的判断，社会党决定开展国民外交，着手开展打开日中关系的准备工作。根据这一活动方针，1959年1月，“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率团访华。3月4日，日本社会党派出了以该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第二次访华代表团。这次访华代表团的任务是，重点放在探讨日中两国的基本关系，而不是签订具体的贸易协定。因为当时中日两国已经陷入贸易关系完全中断的僵局，不修复关系，贸易便无从谈起。
中国方面虽然对社会党的国民外交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岸信介内阁改善中日关系并不抱希望。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言明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强调了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声明中中方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3月9日，浅沼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冲绳岛也是日本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们和本土分离了，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缘故。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斗争”。3月12日，浅沼在政协礼堂发表了“为恢复日中邦交而斗争的日本社会党”的讲演，指出，“由于岸信介内阁的政策，日中关系进入了非常困难的局面”。“日本国民对这件事非常痛心，对岸信介内阁也感到非常愤怒。”并且重申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观点。浅沼在讲演的最后，对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赞美有加：最后我要说的是，前年我来中国见到毛泽东先生时，毛泽东先生说现在中国已经解决了国内矛盾，也就是已经解决了阶级斗争即反帝斗争、反封建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并正团结6.8亿人民向自然开始斗争。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0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页。
这次我来到中国看到在与自然作斗争中争取胜利的中国人民，并表敬佩。
我们可以通过造林、治水、农业、工业看到中国人民在与自然斗争中取得胜利。
架在长江的大铁桥、黄河的三门峡水库、长江的三峡水库、绿色长城、在沙漠里盖工厂、铁路等大跃进事迹真是不胜枚举。我们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同自然进行斗争所获得的胜利。……
现在中国已解决了一切矛盾，并集中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进情况。
我们不禁祝愿这斗争取得胜利。
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万岁！浅沼对中国的溢美之词，显然被当时热闹的表面景象所迷惑，对中国的事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浅沼的上述演讲内容传到日本后，引起日本政府和自民党的不安。自民党立即向浅沼发出抗议电报，指责他在北京表明的“美国是日中两国的共同敌人，社会党要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态度，“直接敌视友邦美国，是从根本上否定日本所坚持的国际立场”，同时要求他解释事情的原委，充分考虑其有关国际问题的言行所产生的影响，慎重行事。因为当时正值日本政府准备同美国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时期，围绕着修改安全条约问题，自民党与社会党一直针锋相对。浅沼访华期间，切身感受到了《日美安全条约》在中日关系中的破坏作用，所以才更加坚定了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决心，而浅沼的讲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71页。
浅沼稻次郎当即在北京会见随团日本记者，驳斥了自民党的无端“抗议”。他指出，“从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说，在国内同资本主义斗争，在国际上同帝国主义斗争，这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随后，日本社会党代理干事长成田知巳也在东京向报界发表抗议自民党的谈话，说自民党干事长对另一个政党的代表团发出抗议电报，是对社会党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成田认为，浅沼书记长是根据社会党的政策和自己的信念讲话的，社会党坚信浅沼书记长的言行。
吴学文：《风雨阴晴——我所经历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6页。
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时，高度评价了浅沼演说。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浅沼稻次郎发表的《共同声明》也着重指出：实现“政治三原则”是重开中日贸易的前提，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目前中日关系必须政治、经济一起谈，一起解决，而且政治必须居于优先地位。声明不仅重申了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的“政治三原则”，而且同样强调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社会党表示，不仅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上述三原则，并且明确主张，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0页。
但是，中国方面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实际上给日本社会党以不小的冲击。日本社会党自协助政府恢复日苏邦交后，也想通过国民外交打开日中关系之路。中日关系中断后，浅沼代表团显然是在国民外交的口号下，试图通过在野党的努力，改变陷于困境的日中关系。浅沼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说：“我这次访问中国，日本的报界宣扬说，国民外交的窗口打开了，从而寄予了很高的期待。我期望着我们推行的国民外交在你们的协助下，能得到发展。”然而，中国方面由于对岸信介任内改善两国关系不抱有期望，所以，中国方面没有同意接受社会党提出的重新开展交流的方案，包括日本方面最为关心的重开贸易问题在内。周恩来会见浅沼稻次郎时指出，岸信介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过去那种通过“积累方式”改善中日关系的做法，因岸信介政府的反华政策而被破坏，今后继续用民间交流的方式改善两国关系已经不可能。周恩来说：“中国从这件事情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知道了通过日本国民与中国人民友好往来，推动政府这条道路不通。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面不行。通过民间贸易，不可能恢复两国关系，建立政府间的联系。民间协定他们可以不承认，可以破坏。因此从去年4月开始，中国态度改变了。应该由两个国家、政府间做的事，必须在政府间进行。两国政府必须直接接触解决问题。理由是两国政府没有正常关系，依然是战争状态，没有签订和平条约。因此，不谈政治谈什么呢？如果恢复了邦交，贸易、渔业、邮政协定都可以解决。”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4页。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9页。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67、168页。
周总理这段谈话的意思很明确，即过去那种本应在政府间进行的工作而以民间形式代替的方式是有局限性的，如果不进行政府间的谈判，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决心改变对日政策的真正原因。
关于日本社会党再三强调的“国民外交”，中国方面通过中日《共同声明》表示：“社会党代表团认为，……为了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人民外交，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等，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仍应增进。中国方面对此表示赞同，并同意邀请日本文化、艺术、学术、技术、农民、工人等方面的友好代表团来华访问。”“社会党代表团向中国方面表达了日本人民邀请中国民间代表团赴日本访问的愿望。中国方面对日本人民这种好意表示感谢，同时希望早日出现能够应邀前往访问的条件。”中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在《共同声明》签字后回答记者时，对周恩来讲话和《共同声明》作了如下补充说明：现在的状况是暂时的，两国不可能永久分开。中断也只是一时的，贸易减少也只是暂时现象。民间往来由于人为的障碍而发生困难也是一时的现象。在两国恢复关系之前，国民外交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没有考虑设置民间外交的界限。但既是民间外交，就不可能超越民间的范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社会党使节团访问中国，开展民间外交是成功的，但在目前形势下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很遗憾，使节团来访的初衷未能实现。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页。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69页。
日本社会党的这次访华，没有能够恢复中断了的各种交流。这是因为岸信介内阁的敌视中国政策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在野党的作用显然是有局限性的。但是，社会党代表团通过这次访问，了解了中国领导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看法，把握了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真正原因，从这意义上讲无疑是成功的。正如日本社会党代书记长成田知巳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国民外交的最终目的是促使政府改变政策。在两国政府处于绝缘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去打开局面。”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日］原书房，1988年版，第170页。
浅沼稻次郎回国后，为了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社会党在继续推进“反安保斗争”的同时，大力开展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组织日中友好团体联合举办报告会，听取浅沼团长的报告，支持浅沼的讲话，从而掀起了要求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新高潮。
1959年春至1960年7月间，日本社会党及其下属工会“总评”、日中友好协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团体，发动数百个团体，共组织了23次反“安保”全国统一行动，参加人数超过1亿人次。成功地阻止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并最终迫使岸信介内阁下台。
但是，浅沼的反美主张也招致日本右翼势力和自民党的攻击。1960年10月12日，浅沼稻次郎出席自民党、社会党和民社党三党党首演讲会时，强烈谴责《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要求日本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当他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最重要的事情。……”时，突然一名右翼分子蹿上讲坛刺杀了浅沼。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日中友好运动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2、73页。
浅沼被害后，周恩来总理致电日本社会党本部吊唁，称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浅沼先生的被刺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美日反动派向日本人民发动新的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称，“浅沼先生的血决不会白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要求严惩杀害浅沼先生的真正凶手的正义斗争”。日本的一位政治评论家对浅沼稻次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本来浅沼的思想属于社会党内的右派，但是在日本国内外形势发展，日本民族处于危机时，他升华了自己的思想，甚至超越了本党的立场，把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凝聚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样一句话说了出来，表现了他不愧是一位熬过战前黑暗政治的、群众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7—528页。
刘德有：《时光之旅——我经历的中日关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8、339页。
在日本，人们把浅沼稻次郎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句名言归纳为“浅沼精神”，但也有一些人诬称浅沼是“中共代言人”、“中共走狗”等。浅沼遇害以后，日本有人议论浅沼那句名言是中国方面强加于他的。对此，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时说：“……浅沼先生的那句话，是他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自发下的论断。有人说，浅沼先生是受了中国的影响。影响是有的。但是，更大的影响是美帝国主义给他的。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敌视日中两国人民，浅沼先生就不会毫无根据地讲那个话，那个话也不会产生影响。……如果说浅沼先生讲的话是中国方面强加给他的，那是对日本伟大的民族英雄的侮辱。”日本代表团成员穗积七郎表示，“正像周总理所说的那样，浅沼的那句话短而抽象，在许多方面还有不充分的地方。因此，我们要进一步使其具体化。”
但是，迫于国内亲美反华势力的压力以及党内右派的牵制，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党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后退或者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