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是我多年崇拜的英雄（落笔写“英雄”二字时，我斟酌了好久，不是对他的信仰动摇，而是觉得“英雄”这个磨损得十分圆润的词，不足以准确地显示出他的气质与成就）。他是个人类艺术史上奇特的伟大的叛逆者和创造者。他一面创作，一面毁灭，常常是首先毁灭他自己。对他的一生的评价毁誉都十分令人震慑。有人把他骂成魔鬼，有人将他奉为神灵。他的生命以及他的绘画常常是四分五裂变幻莫测的。他的悲剧性的绝望到憎恶世界的晚年，最能真实地显示出20世纪的真实面孔。有论者甚至说，毕加索全部创作是20世纪的自传。你敢在他最后一幅自画像前停留一分钟吗？他拷问你的灵魂呢！
从毕加索谈他的创作体验的文章，我得到深深的启迪。他告诫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创作仅仅止于探索，甚至是苦苦的探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探索中有新发现才能真正进入具有新意的创作境界。我理解毕加索说的“发现”所包含的内容。发现就是生命探触到、升华到一个对自己陌生的新奇的意象之中，如布罗斯基的那匹黑马，如里尔克的《豹》，如爱伦·坡的《乌鸦》，如艾青的《鱼化石》。发现与创造在写作时是无法分开的，几乎是同义语。如果没有发现，谈不上是真正的创造。不论是发现还是创造，对诗人或艺术家来说，都是第一次的到达与获得，决不是重复或单纯的增加一件不错的作品。毕加索的《和平鸽》，正是一个巨大的、用翅羽覆盖和抚慰人类世界的诗的意象。毕加索的所有作品，他都认为是自己的发现和创作。有些写诗的人对自己的诗也持这种看法，认为是“空前绝后”了。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从人类的文化历史看，这些“发现”与“创作”，也依然是一种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