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逸，我以为只能凭感觉去悟知；要想捕捉到它难于上青天。它不是辞典里能查到的那个有定义的“辞语”，是难以形状的灵性或风骨。
我的众多朋友之中，真具有飘逸气质的极少，聂绀弩可算一个，再想一想，还有一个蔡其矫。当然，还有别的一个两个，不会再多了。
本来我想用“隐逸”这个词语来概括这种飘逸的风骨，但是我对“隐逸”两个字一向厌恶，总觉得有相当多的自命隐逸的人是沽名钓誉。鲁迅早已讽刺过这种人。聂绀弩或蔡其矫不是隐逸者。
意大利有几个被称作“隐逸派”的诗人。我知道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因为既是隐逸，就不可能合群或成群，结伙成队还算什么隐逸？其实，意大利的这几个著名隐逸派诗人，从人到作品都并不消极，不是出世的闲云野鹤，他们大多倒是忧国忧民之士，我觉得“隐逸”二字似不能真正概括他们的人品和艺术特征。蔡其矫的不少诗确有点蒙特莱和夸西莫多的诗的情味。这只是我的感觉，从没有说过。
隐逸是要脱离尘世，把自己藏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美妙的地方。而我说的飘逸不是弃绝人生，而是在人世间修炼诗的灵性。飘逸的境界虽然时隐时现，却不是什么幽灵。不论聂绀弩还是蔡其矫，以及其他类似的人，他们获得飘逸都不是追求出世的玄虚。飘逸是一种生命与审美的升华的状态。
我是“四人帮”垮台不久第一次见到蔡其矫的。一天晚上，一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朦胧派诗人带他来我家，那时，我缩在斗室之中，悄悄地整理着在咸宁干校写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那些诗稿。蔡其矫给我留下一册诗稿让我看看。当时我还没有感到他的飘逸，他的体态是一条结结实实的汉子。在这之前已经听说过他三八年就去了延安，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老革命。怎么也不会凭空把“飘逸”两个字安在他头上。那时候，说一个人飘逸，等于说他不革命，游离在阶级斗争之外。蔡其矫绝不属此类人。
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诗咀嚼了足有三五遍，他的诗，猛地一下震惊了我的蛰伏的灵魂，他的诗不是用当时流行的那种规范的词句写的，是一种我多年没有感触到的清新而亲切的境界，完全是另一个新的词语世界。写的那么自在、自然，所有的词语都在流动，是透亮的，似有深远的钟声飘荡着，是从海底升起的波浪。这些诗，有的后来收在《祈求》和《双虹》两本诗集里，诗大都不长，但写出心灵的一次次搏动和生命一明一灭的闪光，其中《波浪》、《珍珠》、《风中玫瑰》、《回赠》等，还有一首较长的《玉华洞》，至今给我留下了奇遇般的印象。
近十年来，天南地北到处有蔡其矫时隐时现的身影。他总是突然降临在我的寒舍，呷几口茶，吸一支烟，没头没尾的谈谈诗。渐渐地我从他的诗和他的生命之中，感触到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就是前面说的那个飘逸的风骨。在西藏，他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大诗，对蔡其矫来说，“大”并不是指题材重要，结构庞大而言，他写出只属于大自然的那种神奇而浑朴的大境界。
我总觉得一个诗人能够飘逸起来，是极难达到的境界。能够飘逸起来，就得从心灵里排泄出那些缠人害人的堵塞心胸的杂念。说一个人有修养，常说他“道行深”，用在蔡其矫身上是相当的恰当。我曾把这些“道行”的话，对聂绀弩说过，我说他聂绀弩已修炼成精了。他眯着他那双真正朦胧了的眼睛，望了我好久，摇摇头说，“其实，我真正还不知道什么。”我说他的诗写的脱俗，已自成一家，他说，“我还谈不上是写诗。我刚刚才学了一点，还不是真正的诗，你们常说的那种诗，我写不来。”他讽刺了我一顿。
蔡其矫多血质的面孔上泛着一抹温厚文静的微笑。他的微笑也具有飘逸感。对我的诗，他偶然也提示几句，说有的诗写得过长，要短点，凝练些（曾卓对我也说过这个意思的话）。在他的启迪下，这一年多，我写了二三十首短到三行五行十行八行的小诗，得到他“可以，可以”的赞赏。但我的诗还是飘逸不起来，虽然小，仍是沉重的。而蔡其矫的大诗，也是飘逸的。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诗只在某种升华或净化的过程中，一时难以修炼到飘逸的那个境界。蔡其矫的诗飘逸中还具有凝练和严整的艺术构思。这功夫，我得赶紧趁生命里有血热时修炼，否则只能当一辈子的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