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亚非贸易网的建立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亚非贸易网，在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非、东非等地出土的明代瓷片、瓷器就是证明。
明初，在国外的贸易，以使舶贸易为主。郑和下西洋则是明代使舶贸易和海外交通发展的巅峰。明瓷之所以能大量输出到印度洋地区，自然与此有关。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瀛洲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本书中，就记录了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瓷器作为“货用”来“换易”当地商品的情况。如前所说，郑和船队在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官屿、古里（卡利卡特）等地设立了交通中心站。此外，还有20余处重要中转和出航地点，主要航线多达40余条。去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的航线，是以古里、锡兰山和官屿为重要中转起航中心的。主要航线有古里至忽鲁谟斯（在波斯湾口阿巴斯南）：“自古里国顺风十昼夜，可至忽鲁谟斯国”（《星槎胜览》）；“自古里开船投西北，好风行二十五日，可至忽鲁谟斯”（《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也列举了自太仓至忽鲁谟斯的针路。古里至阿拉伯半岛诸国：“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剌撒国（亚丁以东）”；“自古里国顺风二十二昼夜，可至阿丹国（亚丁）”；“自古里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佐法儿国”（《星槎胜览》）。“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十昼夜，可到祖法尔国”；“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兑位，好风行一月，可到阿丹国”；“自古里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天方国马头秩达。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加国（麦加）。自此再行大半日之程，到天堂礼拜寺”（《瀛洲胜览》）。小噶兰（奎隆）至木骨都束（摩加迪沙）：“自小噶兰国顺风二十昼夜，可至木骨都束国”（《星槎胜览》）。锡兰山或官屿（马尔代夫群岛马累）至卜剌哇（索马里南部海岸）：“自锡兰山别罗里（贝利格）南去顺风二十一昼夜，可至卜剌哇国”（《星槎胜览》）。官屿溜至木骨都束：“官屿溜用庚酉针，一百五十更，船收木骨都束”（《郑和航海图》）。麻林地至葛儿得风（瓜达富伊角）：“在华盖辛丑五指内去，到北辰星四指、坐斗上山势、坐丑针、六十五更，船收葛儿得风、哈甫儿雨（哈丰角）”（《郑和航海图》）。此外，还有秩达（吉达）至埃及的航线。上述除从忽鲁谟斯南下阿拉伯半岛，入红海或南下东非海岸为沿岸航行外，其余均为横渡印度洋航线。郑和作为世界横渡印度洋的第一人，不仅实现了海上探险，而且在航海探险中又扩大了海上贸易范围。
郑和船队到达东非的地点较多，据《郑和航海图》，光是在东非部分就标有14处。从北往南依次为木儿立哈必儿、哈甫尼、黑儿、剌斯那呵、者郎剌哈则剌、抹儿干别、起答儿、木骨都束、木鲁旺、卜剌哇、慢八撒、门肥赤、葛答干、麻林地。其中有些地方，郑和曾不止一次亲自访问过。史载，郑和还曾三访木骨都束。《明史·外国传（七）》说：“木骨都束，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朝贡。命郑和赉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木骨都束“后再入贡，复命和偕行，赐王及妃彩币”；“宣德五年（1430年），和复颁诏其国。”以上所述乃为郑和第五、六、七次下西洋时之事。郑和还三访过不剌哇。《明史》说：“不剌哇与木骨都束接壤。自锡兰山别罗里南行，二十一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1416年）至二十一年（1423年）……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1430年），和复往使。”不剌哇约在今索马里布拉瓦一带。此亦为第五、六、七次下西洋时之事。郑和两次访问麻林，《皇明大政记》等史书载，永乐十三年，麻林国使者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宝船来中国献麒麟（长颈鹿），后又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宝船在永乐十五年回国（麻林约今肯尼亚的马林迪）。郑和船队在东非的活动地点很多，在索马里、肯尼亚，一直向南还涉及到坦桑尼亚，而这一带正是发现明瓷最多的地区。
明代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更是“发前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之物。其色料、造型、图案纹饰均别具一格，因此其传播几乎遍及全世界，亚、非、欧、美各洲的大型博物馆均有收藏。其中，以伊朗的阿尔代华寺院收藏的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尤为量多质精。同时，在东南亚、西亚、东非等地，也出土了大量的青花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菲律宾参观一家人类学博物馆时就发现了“漂亮的元、明时代的青花瓷”。他一看说明书，“原来是菲律宾群岛的苏禄诸岛、宿务岛和棉兰老岛等的出土品”。另外，在“阿伊布、基尔哇等地均有大量的元末明初的中国青花碎片”的发现。
跟随郑和船队多次下西洋的马欢在其《瀛洲胜览·祖法儿》条中，记载有“中国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岑、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之类，来换易紵丝、瓷器等物”的情景。另一位随员费信在其《星槎胜览》中，也记载了与所到各国开展贸易和购买瓷器的情况。其中计有售青花白瓷器的三处：锡兰山、古里、天方；青白花瓷器六处：暹罗、柯枝、忽鲁谟斯、榜葛剌、大□喃、阿丹；青白瓷器四处：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龙牙犀角；瓷器十处：花面、剌撒、三岛、苏禄、佐法儿、竹步、木骨都束、溜洋、十剌哇、阿鲁；大小瓷器一处：旧港；瓷碗三处：淡洋、吉里地闷、琉球；青碗一处：交栏山。
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柯枝国》条，也记载了一些“哲地”的人，专门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的场景。他们用当地产品来同中国船队交换瓷器、绫罗绸缎等产品。而在瓷器中，青花瓷最受欢迎。《瀛洲胜览·爪哇国》条中，就提到“国人最喜中国瓷器”。《星槎胜览·暹罗》条则谓“货用青白花瓷器”。为此，青花瓷则售价高于其他瓷器。《明会典》卷一一三记载的赐给番夷通例之番货价值中，所举我国瓷器之价为：“青白花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而“豆青瓷”盘每个才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
“从远离埃及的福斯塔特有一万五千公里以上海路的亚洲的中国运来陶瓷这件事，而且其数量是非常多”。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其《陶瓷之路》上继续写道：“发现的中国陶瓷片以八至九世纪的唐代直到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清代的都有，在这期间中国生产的有名的陶瓷，差不多在这里都能找到。”埃及的“爱扎布港遗址，散在沿岸约两公里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巴勃、达尔布、埃尔、马哈路库山丘附近散布着大量优质的中国陶瓷片。其中，有大量的南宋、元、明时代的龙泉青瓷；南宋、元、明时代的景德镇青白瓷；元、明、清时代的青花瓷；明、清时代的五彩等”。“当时，在开罗的每个家庭都使用着优质的中国陶瓷器”。
在高原古国埃塞俄比亚，据马修氏的报告，在这个国家的东部，面临亚丁湾，是通往索马里港口吉布提的门户：阿木德、阿巴萨、高给萨，以及更在内陆的哈拉尔和达加布尔，还有埃以克等地，都发现了中国的宋、元、明时代的陶瓷碎片。从这些高原遗址发现的中国陶瓷，和阿拉伯半岛南岸的阿布扬城遗址的13至15世纪的中国陶瓷是完全一样的。
顺着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南下，在这些国家的海岸和岛屿上出土中国陶瓷的遗址多得惊人。其中，有坦桑尼亚海中的桑给巴尔岛和马达加斯加岛。仅在坦桑尼亚海岸发现的出土中国陶瓷片的遗址就有46处。在蒙巴萨以北56公里的基利菲的穆拉奈尼清真寺和墓葬区，发现了明代的青花瓷片。这里的阿拉伯人，把珍奇而昂贵的中国陶瓷作为炫耀高雅和富有而装饰在屋子里，或作食具和酒器使用，甚至作为寺院内部和墓标的装饰。在哥迪和基利菲把中国的陶瓷碗和盘子，按一定的间隔镶嵌在墙壁上。有的把陶瓷装饰在宫殿和大寺院等大型建筑物上。据詹姆斯·卡尔克曼氏调查发现，在15世纪初，中国明代海军曾经访问过的马林迪的柱墓建筑得非常壮观，竟高达9米，这些柱墓都是在15世纪后用中国的青瓷、青白瓷和钴蓝色花纹的青花碗来装饰的。出人意外的是一些青花的盘子、碗或罐子上面的花纹十分独特，是在中国、日本、欧美的收藏品中不曾见到的，但是，却与波斯等中东遗址出土的有着共同之处。不禁令人推测到这些特别花纹的青瓷当是专门为向中东出口而制作的。经过郑和航达东非，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陶瓷在那里都被普及了。潘克胡斯特说，在野外工作时所暴露出来的看，几乎从亚丁湾到桑给巴尔的整个东非海岸，都有中国陶瓷碎片。甚至这样的碎片，也撒在了罗得西亚和德兰士瓦这些地方。
至于阿拉伯半岛的中国陶瓷，在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中，就记载了苏哈尔港瓷器交易的情况。在亚丁港和其附近的阿布扬，以及南部阿拉伯遗迹发现的中国陶瓷，多为13至15世纪和15至17世纪的青花瓷器。“在亚丁，为控制价格而限制进口”中国瓷器。费信在其《星槎胜览》中，也提到在这里的贸易商品中，和金、银、色缎、檀香、胡椒等一起，还有青白瓷器。在波斯湾沿岸的巴林岛上，日本铃木八司氏从这里收集到青花瓷片58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