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绍棠是一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1979年初，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在该年《收获》的第二期问世。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已是过眼烟云，但在当时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覆盖着全国大地之时，小说内核的反神力量，还是如文苑的一声春雷，一时间，《收获》洛阳纸贵。回到北京，绍棠为我举杯，庆祝我们九曲回肠之路已走到尽头，更为历史的新时期而畅饮到一醉方休。应该说，在我最为困顿的年代，绍棠是给我生存支撑力量最多的朋友。尽管1957年之后天各一方，但是灵犀之心河，始终浪波相连。
分而聚，聚而分——竟成决别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以后，我和绍棠以及从西北和东北归来的王蒙、邓友梅-1957年被喻为的四只黑天鹅，重返北京，相聚于北京文联。当时各自都争分夺秒地开掘着属于自己的那座生活矿山，绍棠于1980年3月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蒲柳人家》。可以想象，告别文学二十年的他，是调动了他的全部激情，投入到这部亮相不久之后的新作——在这部作品中，绍棠再次显示了他无可争议的文学天赋，一派昔日的田园风光以及运河乡土人物，在他的书页中，散满了童真的诗情。我不能说绍棠的所有作品都能跨越时间的磨砺，但是一曲醉人心扉的《蒲柳人家》，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绍棠全部作吕中杰出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没有脂粉气息，只有四溢而出的泥土芳香。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绍棠的身体是不错的。最初发现他的身体出现病兆，是在一次会后，与他一起去他家的半路上。走着走着，他突发了一阵晕眩，身子靠在路旁树上，双目闭合了很久，苍白的脸上才渐渐恢复了血色——那是我第一次察觉到绍棠有病，而且是潜藏在他体内的一种疾病。他说他的晕眩，是夜间写作、白天睡觉生物钟混乱所致。我劝他改变这种写作习惯，但是绍棠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的生活轨迹外力是无法改变的。萧军在世时，曾有过如下的名言：人都是性格悲剧。绍棠的英年早逝，与他自幼年形成的偏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自从进入中国作协，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准会去看望绍棠一次。尽管我初到作协党组，主持作家出版社工作很忙，但我深知绍棠这位挚友的心。我们在青年时代已是至交，患难时期我们曾相濡以沫，人的良知良能，使我把看望绍棠，当作一桩必须履行的使命。果不其然，1988年8月5日的夜晚，北京作协副秘书长郑云鹭给我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通知我，绍棠中风于当天下午住进了北大医院。我当即给绍棠家中挂了电话，在电话中绍棠的儿子松萝告诉我，病情比较严重，现正在监护室进行监护观察。对我来说，那是我离开劳改队后，第一次彻夜失眠。第二天早上，我洗了洗干涩的双眼，匆匆赶到北大医院，彩美告诉绍棠我来了，眼泪立刻顺着他的双腮流了下来。
我紧紧地握住了绍棠的一只手，俯在他的耳边说：“绍棠，你一定能好！你一定能好！”绍棠摇摇头，嘴角翕动一会儿，但是没有能说出话来。泪水立刻从我的眼中泉涌而出，连喊：“绍棠——绍棠——你要挺住！你要挺住！”
这时，医生要家属推绍棠进CT室去检查病源，我就是握着绍棠的这只手，一直送他到CT室门边的。他的手比我的手大，一直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放，眼泪也一直不停地流——直到医生在检查室门口，限制我再往前走时，他才把我的手松开。这说明他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他的头脑还处于半清醒状态，只是因为血栓的原因，一时丧失了言语功能罢了。好在绍棠的病，经过北医的治疗，很快结束了半昏迷状态。待他回家以后，我又去看望了绍棠，他用半幽默半认真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去了一趟阎王殿，人家没收下我，算我命大。”
我说：“你无论如何，也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了。人过中年日过午，精力大不如前，这是人的生命科学，你我都要有自知之明。”
绍棠虽然点头称是，但是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中风的教训。
一个文学界的编辑告诉我，绍棠并没有停饮。在一次会议上，他已然喝了不少，但在饭局结束时，他看见桌子上还残留着一些酒，便说：“这是农民的心血酿制成的，不能浪费掉。”说着，一抬手，把杯中残酒一饮而尽。我很欣赏绍棠的爽直和童真，但是此时的他，已是坐着轮椅车半瘫痪的人了。奈何？谁能重塑绍棠的个性？此外，他在病中还在惜时如金地玩命地写作，一部接一部的作品出版；虽然他的门外挂上一块木脾，写着“病体在身，恕不接待”的告示，连他个人都难遵守，又何以警示来者！后来他搬到阜城门外的一座楼内居住，虽然那张告示照贴不误，但他还是按老皇历办事——来者不拒，来者必应。这当然可以看成是绍棠一贯所具有的美德，可是它的负面价值，就是不停止地自我消耗。
到了1989年春天，我去他家时，他的话比过去任何一次见面时都多，我看他情绪很好，提议叫彩美为我俩拍一张合影，不曾想到这张照片，就是我和绍棠的最后一张合影照……几天之后，胡耀邦同志逝世了，全民皆悲，友人刘厚明为参加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奔往人民大会堂的半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灵魂随耀邦而去。绍棠因行动不便，不能去参加厚明的追悼会，给我写来一封短信，请我为他代送花圈，那几行字，也成了绍棠留给我的最后绝笔手迹。
1990年，我请辞了一切职务，以静心写作。出于我的认识，我当真觉得绍棠的一些表态与少年才子时期的文学主张有所悖离。
在他的一些文章中，出现了没有必要出现的激烈，怎么到了晚年，会出现这般的文学？人到了生命之秋，把一些行政官员的名字，写到文章中去，与文学自身究竟有多大的关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认知，而是一些昔日的许多友人的窃语，我为此而感到非常难过。
大概是1996年夏天，我偶然在《北京晚报》上，读到了绍棠一篇题为《死刑缓判》的文章，文章虽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但我还是按捺不住焦急关切之情，在一天晚上突然闯进了他家。当时正好有安徽友人送来的新茶，我给他带了去；我妻子是个副主任医师，也陪同我一起去看望他。至今，难以忘怀那次的见面：绍棠见到我之后，最初略有惊异之色，但很快露出了微笑，那一瞬间，我顿时眼窝发酸——因几年过去之后，绍棠面容不仅消瘦了一圈儿，气色中也没了昔日的阳刚。
“我肚子里的腹水，已经有几千毫升。”绍棠依然笑着。我无法强作欢笑，因为我的这位莫逆知己，实非几年前的身体了。彩美给他端来一小碗面条，我见他一只手用筷子往嘴里挑送的时候，手臂有些哆嗦。此时此刻，我的心也不禁哆嗦起来，老天何以如此虐待绍棠，昔日的一个天之骄子，竟然被病魔折磨到这种地步。他不吸烟了，让彩美把一条万宝路交给我，我坐在他的对面，把窗子打开一条缝儿，在沉默无言吸烟的同时，两只眼睛不敢盯视我的这位挚友，因为每看一眼，我都要心颤一次，我的妻子向彩美讲了一些有关绍棠的病必须注意的事情，并告诉绍棠，对医治此病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劳累过度，否则后果会很槽的。绍棠只是微笑地点头，答应照办。待我们下楼时，彩美送我们到楼下，把我和绍棠拍摄于1989年春天——我与绍棠见面时的像片交给了我，我同时比较委婉地向彩美转达了一些文学界的友人，对绍棠的希望和对绍棠健康的祝愿。
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在作协五大会议上，我只参加了开幕式，就离会而归，因而我去绍棠家的那次会面，就是我与绍棠的永别——他于1997年3月12日夜，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里程。
13日晨，接建功的电话后，我一天之内，像是一个丧失了思维的木偶一般，感叹人生苦短之余，含泪翻读了往昔绍棠写给我的全部信件。之后，我上街去购置鲜花，当天下午，与唐达成兄一起携带挽联，赶往绍棠的家庭灵堂。挽联是达成的手书，上写：
运河不泣泣哭少年才子竟远去
蒲柳雨凄凄哀一代文星竟不归
别了！我的挚友绍棠！当我在绍棠遗像前潸然泪下的时候，从少年到青年时代一幕幕的往事，一起涌进我的心扉。我简直难以承受这巨大的感情煎熬，不禁咽声而泣……值此绍棠逝世一周年之际，借昔日培育我们走上创作之路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块园地，写此周年祭文。一祭少年、青年岁月手足之情，二祭绍棠文学英灵，飞入天穹文曲星座。才子已去，风韵长存！愿绍棠在九泉之下，能微笑于春天的百花丛中……
（摘自3月12 日《天津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