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香烟和打火机装好，离开会场走出办公楼，找到我的自行车，飞快地奔回家，把批判者们抛在后面。会上连干部带群众有60人左右。
我知道这可闯了大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已经横下一条心，宁死也不受这样的侮辱！
次日上午我被叫到一个办公室去开一个小会。办公室里坐着五、六个人，为首的是姓周的英、法文翻译，他是党员。他们没有重复前一天的那一套。只有周一个人说话，其它人都沉默。周让我坐下。
“我们今天不准备批判你，”周板着面孔说，“因为已经证明批判没有用。这是最后一次开你的会。你只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要记住：你说的话对你自己的前途非常重要。”
我看出，这是因为昨天的斗争会没有开成，他们现在要我最后表态，以便决定怎样处分我。周问我：
“昨天开会以后，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有没有改变？”
“没有，”我回答。
“考虑后再回答。这是你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周说。
“谢谢，”我说，“我不必再考虑。”
“现在我们出去，你自己在这里好好想想，我们过三分钟回来。”周说完就带人走了出去，把我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我独自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屋于里静得很，我的手表的滴嗒声都听得到。整整三分钟以后他们回来了。周叫记录员准备好，然后向我说：“你说吧！”
“我保留我的意见。请组织考验我。”我慢慢地说，这时记录员写下我说的话。看得出他十分紧张，唯恐漏掉一个字。我好像忽然变成了一个大人物。
“好吧！我们走！”周对大家说，于是都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我跟着走开，心里很明白：我的命运已经不可挽救了。
十一
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必须受孤立：如果没有事，谁都不和右派分子说话，交谈也要板着面孔。有时几个人正在谈笑，走进一个右派分子时谈笑立刻停止。“人民的敌人”不能娱乐，所以礼堂放电影右派分子是被拒之门外的。办公室里的内部传达不许右派分子听；每当组长传达时我和邻桌的杜就得离开，在走廊呆十几分钟然后回去。然而人们的态度并不是像官方要求的那样绝对一致。批判会上有的人的发言听得出极为勉强，更有人始终一言不发。我们组内的文和高两个人就是这样。他们虽然不和我讲话，但我看到他们同情的目光。我后来得知，文因为批判右派无力受留团察看的处分，而高因“文革”中不肯贴大字报下放到新疆。后来他自己努力工作，任新疆大学外语系主任。
恶运笼罩着我们全家。两位哥哥的遭遇和我相同。大哥乃隆是地质部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因整风中批评领导不懂业务被划为右派。二哥乃中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福利科长，因批评党的政策而获罪成右派。他说：：党在有些问题上搞的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弟兄三人几乎同时受到同样的迫害，只是我的两位哥哥的态度不像我那样暴烈。每天晚上弟兄们从单位回家以后各自讲讲当天的痛苦的经历，真好像世界到了末日。
这个打击对父亲是太严重了。那年父亲67岁，患严重冠心病，靠经常服药才能维持。八年前他从国外到了香港，由于种种顾虑不敢回大陆。二哥特地到香港，对父亲说明共产党的宽大和英明，打消了他的顾虑，一起回到北京，安享退休的清福。八年来他目睹国家形势很好，证实了二哥的描述，心里很高兴。我们三弟兄的事对父亲真是晴天霹雳，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他坐在书桌前，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喊：“毛主席！你知道吗？我的儿子都是爱国的。他们冤枉啊！”又说要到天安门去喊。我看着父亲为我们急成这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不久以后，在1957年12月下旬，父亲田心脏病瘁死，医生事后诊断为心脏栓塞。
父亲去世，三弟兄一败涂地，全家从此失去了欢乐。弟兄们只能尽力安慰母亲，但谁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十二
这时正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新华社的职工轮流去参加义务劳动。1958年1月，春节临近时，通知我随队到十三陵去劳动。这个队由新华社各部门的人组成，有右派在内。但因是打破部门界限重新编组的，同组的人都是新朋友没有孤立右派的问题，所以气氛很融洽。出发前由党委的一位干部给全队讲话。他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是右派分子，现在在等待处理。这次劳动是一次考验的机会。大家好好干，干得好可以从轻处理。”
这时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右派处理的规定，是在我受到批判以后正式颁布的。处分共分六类，最严重的是第一类，以下递减：
第一类：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第二类：监督劳动；
第三类：留用查看；
第四类：撤职；
第五类：降职减薪；
第六类：只戴帽子不予处分。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和出团。
处理办法颁布以后，我便用以衡量自己，看我适合哪一类。结果看不出得到从轻处理的可能。党委的临行讲话具有激动人心的作用，所以我憋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在昌平县城附近的工地住半个月，每个人都带着铺盖和换洗衣服。我们分乘几辆卡车出发，各自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那天风和日丽，太阳照得暖洋洋的，乘车到郊外透透风，出出这些天的闷气，觉得很痛快。
忽然，靠对面车帮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笑得非常友好，这一段时间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笑容了。他看起来有些眼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告诉我他姓张，是参编组的。我听到他的东北口音才想起，他就是开我的批判会时说我不是真地想为国效力的那个人。“现在我也变成了右派，咱们是一样的人了，”他说。我们不在一个组，过去不认识，批判会时见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见面，所以他认识我。他说的不多，但态度很诚恳，友好之间带着惭愧和歉疚。其实我并不恨他，我知道我们索无芥蒂，他批判我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姿态而已。受批判以前，我在不少场合见到过类似的人际关系的戏剧性的变化，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对那受他们责骂和侮辱的人究竟有多少由衷的仇恨，以及这样的表演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现在张的身份变了，他不必继续装模做样，我们就可以推诚相见了。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和张一起劳动，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会干农活，比我强得多，在劳动上经常帮助我。
我们住在昌平县城外的民房里。离工地10里路，每天步行往返。水库工地是一片人的海洋，我从未见过这么的多人在一起。
大家干着同样的一种话：向坡上运土运石，目的是筑起一座大坝拦洪蓄水。我们干活处就是将来的人工湖的湖底。由于经济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整个工程大部分依靠人力。手推车和肩挑的土竺是主要工具。人们情绪高涨，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
我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但这时我干得特别起劲。我推的车比别人装褥多，来往飞跑，把别人抛在后面。回到住处洗脚时，发现手脚都打了泡，夜间感到腰酸背痛。但我照旧拼命劳动，毫不松劲。我经常脱掉上衣，赤膊在工地往来奔跑，引起人们的诧异和赞许。我并不是想要通过干活换得什么好处，可怕的前途也并没有叫我紧张起来，实际上我已经把党委那位干部的话忘记了。
我只是觉得很久以来闷得要死，今天走出了牢笼透一口气。我被无情的偏见压得喘不过气已经几个月——不，几年了，今天在这广袤的大自然舒展了四肢，释放了压得几乎要爆炸的能量。这里工作简单，人也简单。我要运土，力气用到了，土就变换了地方。土懂得我想干什么，我的年轻的肌肉出了力就得到了回应，诚实的劳动在这里换到的是诚实的报答，而不是欺骗和侮辱。这里的世界至少不是颠倒的。
半月以后我回到家。我晒得黧黑，饭量大得惊人，性格变得粗犷豪放，满不在乎。母亲说我变了，和劳动之前判若两人。我自己也觉得变了。时间到了，该变了，不管怎么变，变了痛快。
十三1958年的春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晦暗的春天。
我在单位继续被“孤立”，后来我看出，这种古怪的关系对“孤立”我的人们也是一种负担。一次我在甬道里迎面遇到两位女同事，她们向我笑着要打招呼，但忽然记起我是右派，赶紧收起笑容快步走掉。我的处境实在古怪极了。在这里我禁不住对这种古怪处境的创造者无限钦佩，钦佩他的才智，竟然想出如此奇特的办法来折磨他的同类。我由衷地希望这种局面尽快结束。如果灾难必须到来就叫它来吧，死亡的威胁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天上午，两个月以前告诉我“形势对我非常有利”的那个姓魏的到办公室找我。他带我到一间空着的办公室，叫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对面。他从来没有这样和气过。他告诉我：我在十三陵水库干得很好，为此党委考虑从轻处分我。我刚刚有点激动，桌上的电话铃响起，魏立刻拿起耳机。
“是的，他在这里。好。”魏说完挂断电话对我说：“党委在等你谈话，你要受表扬了。我们去吧。”于是他带我离开翻译部向干部处大楼走去，他说党委的领导在那里等我。我边走边想，我在工地的表现可能是好的，但那个打到空房间的电话值得注意：好像有人在追踪我，恐怕等待我的不是表扬。
到了干部处大楼，他把我带到二楼，指着一扇关着的门叫我进去，他自己走开了。我敲了敲那个门。
“进来！”里面的人吼道。我推门进去，看到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里面。一个穿便装，是新华社保卫处的干部，一个穿警察制服。
“姓名？”那警察问。我说了姓名。
“你站好！”他吼道，“你因为右派罪行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接着他递给我一张中文打印的文件叫我读。那是由新华社付社长邓签发的决定，内容是我是旧国民党政府外交官的儿子，本人解放前做美国记者，“曾做情报工作”，“死心踏地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服务”，党整风时期恶毒地向党进攻，并且拒不认罪，态度恶劣。
我读过之后把文件还给他，他说：“你保留着，那是给你的一份。”接着问我：“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我沉默不语。于是他说：
“走吧。”这时我的后面有一个警察，我不知道几时进来的。他拉着我的衣袖，把我拉进甬道尽头的一个大房间。
房间里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约20多人排队面壁坐在长凳上，都低垂着头，有几个女的的在哭泣。近门处一张桌上放着两块方玻璃，上面涂着黑色油墨。带我进来的警察取出一张文件在哭泣。近门处一张桌上放着两块方玻璃，上面涂着黑色油墨。带我进来的警察取出一张文件铺在桌子上，抓起我的左手，把五个手指都在油墨上蘸一下，然后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把指纹按在文件上。接着抓起我的右手照样按了一遍，使用我的手指就像用手戳一样。我偷眼看那个文件，是以我名义写出打印的自愿申请劳动教养的申请书。我的指印都按在我的名字下面。按完手印，那警察指着桌子角上一块脏布对我说：“搽搽手！”我照办了。但那块布已经被我前面20多个“自愿申请者”用得乌黑，搽过和不搽差不多。
我是来得最迟的几个人之一。在我以后又有两三个人履行了同样的法定手续，之后，我们20多人就全部由警察押出干部大楼，上了等在门口的大轿车。每个人必须坐下，不允许站立。车窗一律用窗帘挡得严严实实，保证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前后车门都由一名武装警察守卫。车子开动以后，车上静得像送丧，但比送丧还要压抑百倍。
很快到达了目的地，表明路程不远。车停在一个大院的门口，院墙很高，装着电网。我们下车后被带进院子一角的一座四层楼房里，进去以后，后面的铁门立刻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先被押进靠门的一向房，押送的警察命令每人交出腰带和随身携带的钢笔、小刀、别针等锋利物品。看来这是为了防止自杀。其实我们并没有企图自杀，起码我是没有的，这种保安措施并无必要；然而我们却因此必须提着裤子走进牢房。
这里是半步桥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是我从中年开始到老年结束的漫长的旅程的第一站。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并且我们是被人用可怕的方式押来的。假如当时我知道等待我的是怎样可怕的前景，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提前使用了进楼时被迫交出的东西。
那天是1958年3月8日，我3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