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往事有一些如梦如迷。人类历史有时也仿佛一段噩梦，留下一个哑迷。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距今已经有35年。35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瞬，而对多数人则是半生。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了，无论是斗争的领导者或当时斗争的对象。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偶然忆起那场政治风浪，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记得一些人的遭际，记得一些人的嘴脸，记得几句社论，几声口号，记得一种气氛，一些镜头和细节……他们不是历史学家。
至于这一反右派斗争是怎么“爆发”的？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人们响应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到6月8日党内发布指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四十二天中这样的剧变，是突如其来的吗？是偶然发生的吗？是像有些人说的某些尖锐意见唐突了最高领导人，以致“一怒安天下”？
或是像有人说的重演了封建时代的“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或者既不突然，也不偶然，而有深远的背景和根源？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历史专著。然而，应该感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者，使我们能从已入选的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中，了解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前和反右派斗争期间的思路，了解他关注的主要方面，以及他一直坚持到晚年的一些论断形成的根据和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也是我们索解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何以在此时而不在彼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把钥匙。人们熟知，毛泽东是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的。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他就是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敌我友的基本判断，从而建立起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以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的体系。
对于作为体系的毛泽东的思想，不仅需要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而且需要发展地即从动态中去理解它。随着党的政治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言行经常突破原有的结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跃变化和实践的灵活性；然而在他思想中历几十年不变的，是要由共产党领导在完成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建设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和努力方向。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初，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内外敌人的存在与活动，经济和政治的困难，认为立足未稳，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1950年3月12日）田；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许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未来”（1950年6月23日）。他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阐释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劬，把小费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肇略。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竞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一切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社会力量，即属于“人民”的范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许诺选举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后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15日）田半个月后，他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重申：“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理解“人民”是什么，相应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密切相关，与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所指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统一战线的内涵是有变化的；而无论在哪个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1949年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并不是平列的。当时有人解释五星红旗，说一颗大星代表党的领导，得到首肯，说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四个阶级，其所以受到批驳，就是由于这样的误会。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田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并在胜利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就是指当时和后来习惯所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是以他们“能够同我们合作”为条件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要去“团结”的“知识分子”，同与工农一起作为“基础力量”亦即党的依靠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加以区别的。后者即革命知识分子，一般是指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是已经或正在实现“革命化”的；前者即所谓现有的知识分子，早在1945年毛泽东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时，就指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现有的知识分子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对党在革命斗争中和革命胜利后各项任务的“有用”之材，才能成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将格格不入，一事无成。
在统一战线内部，或者说在人民内部，在作为团结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了”，“多少有点可能团结”，处于团结的边缘。毛泽东对于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如蒋介石，是认为看他的过去便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便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的；他对曾经是敌人和对手而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的人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毛泽东确实是如有人所说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领导者。到1952年中，他就把确认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课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这一年6月6日在一个批语中说：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从此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尽管在几年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并未因大会通过的决议而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如果说路线分歧的话，那末从1956年“八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一个植根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提法的路线分歧，是确实存在的。
而在1952年，这样的路线分歧还不存在，产生这一路线分歧的前提还不存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还没有基本完成，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说，“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
1953年6月至8月，毛泽东以批示形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这个不同革命阶段的“暗转”公布出来，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广大群众了解当前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一般是在1953年秋冬以至1954年了：而这一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对于当时没有读到过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许多人是大出意外的。由于以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有一个搞“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一些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样三句话，被批评为不愿遵照甚至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里面，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耽于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觉，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错位。现实将纠正这一错位。他们终将在现实的教训面前，意识到自己在新的革命阶段即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最初说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后来订正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三大改造”大大提前在1956年初宣告基本完成；而从1953年算起十年到十五年后，正是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一切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自然理应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总之，这就是横在人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关”。
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开宣布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报刊广播的宣传和公开发表的文件一般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为1953年8月；毛泽东接着就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8月），在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9月），意图借此“典型”，在全国开展有关总路线的”辩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它同毛泽东不久以后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反右派斗争中一系列的文章，影响了名为思想辩论实为政治批判的一代文风，影响了政治风气，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和政治准备。
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年代，毛泽东强调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那末在建立了共和国，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还存在领导权问题呢？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回答道：
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