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的武汉电中说：“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但“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
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的“民主太多”，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但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冒，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担这“杞人”之忧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构成的，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
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然要消亡的。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正是这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双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