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天我去一家洗衣店取衣服，柜台外边有个顾客正跟店员吵嘴，大概店里把那人的衣服给烫糊了一块。客人气势汹汹，忘记了洗衣店早已公私合营，就满口飞起“资产阶级思想”、“唯利是图”一类五反时期的帽子；可是帽子越大，柜台里头的那个人越不服气。
他说，烫糊了，我们向你检讨不就完了么！（“检讨”两个字是横眉立目地嚷出来的，说的神气跟那个字眼儿很不相称。）那个衣服给烫糊的人显然没从这个“检讨”得到任何补偿（无论是精神上或者物质上），所以也还是不肯罢休。这时候，店员就绷起脸来，俨然占了上风似的，理直气壮地说：你这个人真是学习得太差啦！我既然向你检讨认错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
我在旁听了，颇有感触。在我们的社会里，有浓厚的健康的政治空气，可是把政治庸俗化的程度也很可观。“检讨”居然成了以退为进的反攻战术，“学习差”成了骂语。
那个店员怎么会想出“抢先检讨”这个“高明”战术来的呢？这里，近年来我有一种自己没有把握的观察——没把握，是说，我这个观察可能完全不对头，而且我也希望它是不对头——那就是：由于种种因素（包括历次运动的搞法），我们这个革命的社会（直到最近气候改变以前），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大家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戒备状态。臀如说，挨了批评明明心里不服，不过嘴，反而抢先检讨之类。这种“革命世故”的表现还有：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什么号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态度，可对什么也没有个自己的看法。
这种现象的形成，每个人都有责任（譬如说，作家们勇气不足），但是教条主义者的责任也很不小，他们大半都居于领导地位，而敢于用胳臂抗拒车轮的螳螂毕竟占少数。我国有两句非常形象化的成语：“杀鸡嚇猴”“兔死狐悲”；教条主义者一棍子打死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解放初期，我见过西南出的一本小册子，批判一部有原则性错误的长篇小说（《再生记》），其中，有些篇是这么开头的：“我看了xx
x对这部小说的批评，深为愤慨”。然后，就根据对那部小说的批评，写起批评来。
《十五贯》在古典剧的整理工作上，的确是个巨大成功。中央推荐它，是叫大家学习这种从积极方面搞戏的精神。可是有一天早晨，我拿到《人民日报》吓了一跳，七版底下登的是全市各个剧院、各个剧种，清一色的《十五贯》。当时我想：这可说是我们文化界“响应”党的任何本身无可非议的号召最典型的表现了。
我问过一个朋友：咱们这个革命的社会就是要不断地出现更新、更好的见解，为什么反而会这么人云亦云，人演亦演，这么缺乏独创性呢？他说，因为咱们这个社会反对个人突出。可怎么能把个人风格、个人看法，跟个人突出混同起来，一道消灭呢？可怕的是，不少人认为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我看就是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问题还在嘀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读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甚至，为什么我们的论文写得那么嘐嗦？我们的创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读者的理解力和想像力不够放心。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状况，估计关键也就在这上头。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他们的文化人是放心不下的，我们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因为正义在我们这边，人民在我们这边。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会慢慢放开啦。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现在，他们那宪法早巳经被麦卡锡、杜勒斯垄断资本的走狗踩成一团烂纸了。现在，提起这句话来，那些国家的人民感到的不再是自豪，而是愤慨，讽刺和哀伤。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大宪章”，早已经被那些金融大亨、军火大王指挥下的反共大家撕成碎片了。
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
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目前“争鸣”主要还是靠中央来号召，靠一般“运动”的空气在支持，劲头很大，但是要持久下去，就还需要一种保证，树立一种社会风气，甚至像党中央对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样制定出一条原则：不以横暴态度对待别人的看法、想法和说法是每个公民对宪法应尽的一份神圣义务。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