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幸，首先是广大人民遭受苦难，而遭受苦难的人民完全是无辜的、冤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
应该负责的完全是昏庸腐朽的当权者。
近代的中国，从百年前的满情、北洋政府、国民党……一系列愚蠢无能、对外屈辱、对内镇压的当权者害苦了中国善良无辜的人民群众，百余年陷国家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刻，蒋介石居然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国策”发动内战。我的青少年、到成年进入自己的事业发端的时代饱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岁以后开始结识了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进步力量，才意识到我们的目家有了转机，有了脱离苦难的希望。于是我不再迟疑地进入他们的行列，使我从1937年20岁的创作生涯开始以后便认准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兴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她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前途无限光明，必然战胜当时已经十分腐朽的国民党，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舍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时我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在日暮途穷日本投降后的上海开始作报纸副刊的主编工作，并且在上海连续编写新的话剧剧本对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落后现象作了尖锐的讽刺，终于遭到了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之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于自己的愿望做起了电影编导的工作，并且在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两年中我最为萦绕于心的还是祖国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国民党的崩溃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乌云散尽，中国出现了光辉的太阳，百年的奇耻大辱一旦洗雪。虽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给我优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丝毫没有犹豫，匆匆结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轮回大陆，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然而那时还没有空航，通过尽可能的关系，才买到了船票，紧赶快赶，终于赶到祖国大陆；然而10月1日北京的开国大典已到，海轮靠岸才到青岛。新中国建国大庆我是在青岛参加的，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愿的电影编导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剧本写作，我始终认为电影导演太过烦琐，杂事太多，我一心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写作，不受别人、更不愿被别人管束。我在香港两年做电影导演的目的是为了熟悉一下电影，为以后写电影剧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国，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决定、必须遵守”的“制度”。这在以前我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从不妨碍别人，也从不愿受别人的管束。
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全中国则是怀抱无限的感激之情，也确实尊重我当时的领导。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谈我的今后工作任务时，和我谈话的是当时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女士，她是局长袁牧之的夫人，这两夫妇在以前的中国左翼电影就很有成就了。见面之后，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愿做电影导演，但波儿立刻对我说：“当前我们所缺的就是导演，譬如说某某人，过去根本对电影从未接触过，刚从延安进城，电影不过只看过几部，现在不是已做了导演吗？何况你已经在香港拍过四部电影，很有经验和成就了；请你做导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务已经定了，先去拍一部纱厂女工为主角的《红旗歌》……”我吓了一跳，摇手说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儿说；“任何事物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现在就应开始去工厂体验一下生活……”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认识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么也没有预料到，我突然变成一个“革命者”了。
当然，半年之后，我自己就看见这部《红旗歌》是一部到半个世纪后我想起来便满面通红，惭愧无地的影片。
然而，我对于共产党还是满怀敬爱感激之情的，这首先是驱除了我青少年时代萦绕难休的满腔忧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国民党的憎恶。我的工作既然是出于国家的需要，也就是这样接受任务吧！但我对这个任务始终是勉强的，情绪不高的。
手边的工作不是十分紧张的，加上对于别来多年的北京有无限离情别绪；我在同事朋友之中是一个常常领着同志寻找失去的记忆的向导。此外就是关心家里的老亲和对自己的小家庭作长久建设的打算，我首先用两年在香港做电影工作挣来的钱买了一所有十八间平房，位置又在东城繁华地带的舒适的四合院。把年迈患病的父亲和高年的母亲，从上海接来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的职务早经我的劝告辞去，现在便由我负担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费用了。1954年全家从南方迁来，第一件事我就是动员父亲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我对父亲和母亲说：“我家是经历过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腐朽的统治，直到现在才拨云见日，看到了近百年来、真正爱国、真正廉洁、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历经劫难收集到的一批珍贵文物，又多年卧病全依靠母亲和弟妹们的辛苦收拣保护，从北京到南京辗转到四川再回南方，运回北京。不应该留给孩子们继承，我想最好是献给国家。”父亲点头。
第二天我便打电话通知父亲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识的老伯、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到我家来，尽可能地请他们一一鉴定，看了两三天才大致看完，两人都对我说：“真是珠玉满堂，这可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不知你家想要国家出多少钱收购？”我当时就回答说；不要提这个，我的想法是全部捐献给冒家。”父亲那时由于右肢中风瘫痪，说话十分吃力，但听觉尚可，听我说完只是连连点头，而且满面笑容。因为捐献的话我根本没有同父亲商量过，也没有同任何一个弟妹谈过，远在台湾的长姐也全未与闻。
由于我离家日久，这批文物跟着父亲的踪迹，搬迁多次历尽辛苦，都是母亲带着一群弟妹们包扎呵护，还曾经有一个时期要躲日机轰炸，抱着几件特别珍贵的字画、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艰苦备尝。
事后回想，我竟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弟弟妹妹商量一下，征得他们的同意，未免太过主观了。241件文物拉了几车到故宫博物院，母亲叹口气说：“总算卸下了负担，放了心，不再发愁了。”
为了国家，只有献出，不计得失，多年的积郁得申，祖国江山如画，前路一片光明；我对生活、对环境、对前途，都是无限欢乐和安慰的。然而不过3年，毛泽东发出号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而且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激发了我爱党爱国之心，假如说对党有意见，我唯一的意见就是党员领导，这主要是延安来的某些党员领导，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领导立即指手划脚，指导写作：而且在文艺界这种风气更是盛行、普遍。尤其在戏曲界：不懂装懂，指手划脚的情况更为严重。而我是一向主张创作、写作自由的，对这种低水平领导高水平的现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张就是，政治要有领导，军队更要领导；然而文学、艺术本是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读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写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应当给作家、艺术家绝对的自由。平常谈论、讨论、写作、理论都是这样……国家和党的领导者毛泽东正在这时号召整风，而且从文艺界首先整起，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态度十分诚恳，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在此时纷纷提出意见，响应“党的号召”……而谁也想不到忽然从“提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而且把这种显然的“阴谋”公开说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从而展开了一个成为向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展开的“反右派运动”。而我由于在戏剧家协会的一次发言中谈了我反对戏剧审查的意见，被当时剧协的领导者田投，把我的发言加一个标题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这样，田双就摆脱了自身发表过的一切类似意见，揪出了一个专门与“党”作对的吴祖光，为戏剧界、甚至扩大为整个文艺界，第一个大右派！震动全国，立了一大功。
接着来的是整个戏剧界，以至文艺界进行了对吴祖光的大批判，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对我的批判大会、小会开了不知有多少，现在回忆，至少不下五六十次，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文xx的在青年团召开的一次会上，发言批判我，发言很长，内容全是吴祖光贪淫好色：如何看淫书淫画，如何搞女人、玩女人，如何引诱年青人搞下流事……到1960年我从北大荒经历三年“改造”，回到北京家里的时候，他听说我已经回来，又很快地来看我，告诉我他当时发言的目的全是为了我好，其内容全是他从各方面搜集到的对我的“揭发”材料中提出来的，为了向我“通风报信”，便于我写交代材料。
这样说他倒是对我的“真诚帮助”了，但是谁都知道，这位当年自称是我的表兄的文某恰恰是以玩弄女性著名，至今从不讳言自己是好色成癖的名家。使我认识了我一世交游，什么样的“狐朋狗友”都有。
受了几个月的“批叛”之后，我这个一心一意热爱祖国、不惜中断在香港的事业与生活，并把家庭全部收藏捐献祖国的爱党爱国者，于1958年被发配到了千里冰封的北大荒，受了三年折磨和屈辱之后才回到北京。
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倒都经受过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首先说我的妻子新风霞，说她是这些年来众所周知的戏曲舞台上最红最亮的、广大观念最喜爱的演员，这样的评价决不为过。然而由于我戴上右派帽子，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刘xx威胁迫使她和我离婚，被她断然拒绝之后，立即给她也戴上右派帽子，从此这个晶光透体的“评剧皇后”便立即变成人人可以欺侮的可怜虫；到了“文革”时代竟然在病中被曾经受过她的恩惠的年轻评剧院演员刘敏庚打伤成残废直到今日。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钢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至于我的父母，父亲病已垂危时刻，被我夸誉为有史以来“最好、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将我放逐万里冰荒，去世之时竟不知他的儿子到了什么地方。以后就是最善良、刻苦、默默承担一切责任的我的母亲担负起所有全家以及三个年青孙儿孙女的教养之责，虽然他还有许多儿子、女儿，但她一天也不离开这个“闯了大祸”儿子的家，把应当由大儿媳承担的一切责任背到老人的身上……不能不说，我的原该是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为党为国家献出最大贡献的忠心耿耿的文艺工作者，毫无愧色的干部就这样被摧毁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