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宗教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在南京联合发起召开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1979年1月，中国未来研究会在北京成立。2月，在昆明召开的宗教研究规划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3月，在北京举行社会学座谈会，胡乔木出席并讲话，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5月，院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8月，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10月，社会科学院与教育部、北京市委联合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分哲学、经济学等七个组进行了讨论。同月，历史研究所在天津召开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大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也在北京成立。11月，中国农业经济学会1979年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密云召开。12月底，第三次全国民族语言科学讨论会召开。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被选为名誉会长，并在大会上作《报刊要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又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长篇讲话。
到1981年年底，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全国性学会、研究会共189个。全国已有18个省、市成立了社联（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所属省、市学会和研究会共500个左右。推动了国内的学术交流，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胡乔木还要求有两种学术会议应定为制度，经过充分准备，每年定期举行。一是各学科的全国学术讨论会，会上发表该学科的重要论文和工作报告，交流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介绍国际上该学科的趋势和情况，讨论解答与会者事先提出的疑难问题。通过这样的会来推动各该所以及省市和各有关院校科系的研究工作。另一种是综合性质的全国学术报告会，宣读重要的学术论文，可邀请国外有关的专家参加。
六、改善科研条件，解决住房困难
胡乔木非常重视科研条件的改善。社会科学院创办之初，邓小平、李先念都很关心、支持，为改善科研条件所需的经费他们都直接过问。1978年4月30日，院党组直接向邓小平、李先念呈报关于追加本年度基建任务的请示，中央批示追加了6.3万平方米的基建任务。8月，胡乔木、邓力群致函国家计委申请将前三门刚建成的统建宿舍拨给5000平方米周转。9月，又呈报了申请拨款9300多万建设研究生院4000平方米的计划。经胡乔木亲自关心、擘划，几年内，在长安街东头建起了第一座科研大楼，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先后建造了3000套约二十多万平方米高层宿舍，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社科院住房困难户严重缺房的问题。
同时，胡乔木还经过多方努力，使社科院的科研行政经费增加了十倍。还设立了面向全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不仅解决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经费问题，而且推动了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对研究人员，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困难，胡乔木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在社会科学界流传着不少佳话。
1977年12月2日，胡乔木到任不过一个多星期，即为解决三位老专家住房困难问题给李先念副主席写信，恳切陈情，令人感动。胡乔木写道：
社会科学院有三位著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专家顾颉刚，八十四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著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五百万字）。现住房三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四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七十一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十口人，藏书也多，四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七十一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四口人，藏书一万五千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二十五平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待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三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六间宿舍，给蔡仪一套五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
经李先念批示，问题得到解决。
协助顾颉刚进行《尚书》整理研究的助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起纡，六十多岁了，没有住房，借居顾家。顾颉刚于1980年11月26日致函乔木院长，恳切陈词，“务乞为学术计，批给刘君以研究员住房，并宜离三里河南沙沟舍下不远，以便经常与我业务联系并便于取我业务资料。诚令此有深远影响于史学并为国内学术界所盼望早日问世之《尚书》新著能获早日完成”。胡乔木即同行政部门商量，很快解决了问题。
作家沈从文，建国后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胡乔木把他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乔木得知沈从文住房有困难，立即派秘书去看望。听秘书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即亲自前往。只见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图片，很难走人，光线也很暗。冬天安上一个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搞研究实在太困难了。胡乔木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那两间平房。家里都支持，可是主管部门觉得不妥。胡乔木决定由社会科学院出面在友谊宾馆长期包房，给沈从文做临时工作室。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没过多久就写成定稿，并于198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此后，胡乔木亲自特批并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将沈从文从研究员四级提到二级，按部长级解决沈的工资、住房和其他待遇。给沈从文配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1986年又分给他崇文门大街22号楼的一套大三居宿舍。这样，沈从文在晚年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即使是同胡乔木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困难提到他的面前，他总是援手相助。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1978年七八月间，青岛市图书馆一位同志给胡乔木写信，反映该市吴寿彭老先生对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等人的译著出版等问题，希望帮助解决。胡乔木对吴和写信的同志都不认识，吴又是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但他认为国内能从事古希腊文翻译的人才极少，吴的翻译是有价值的，应该发挥他的专长，遂亲自过问，请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方面落实吴的工作，还派人同出版社联系解决吴的译著的出版问题。出版社方面提出必须把吴的政治历史问题搞清方能出版。胡乔木批示：“出译书，只要没有现行问题，书有价值，即可出。”至于吴的问题，“可以相机调查，吴已七十多岁了，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在胡乔木的关心下，吴寿彭的住房、工作和译著出版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这位老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发挥。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曹绍濂1979年7月给胡乔木来信，希望支持他经多年研究写成的《美国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胡乔木也亲自过问，让秘书签批意见：“请出版社办并复信。”
胡乔木逝世后，曾编辑出版一部《回忆胡乔木》。吕叔湘先生为该书题词：“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朋友。”确是知人之论。
做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
胡乔木本人一直以做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己任。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以后，自然十分自觉地让社会科学院当好党和国家的助手。
结合当时揭批“四人帮”运动，社会科学院于1978年春先后召开了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2月20日—23日）、“唯生产力论学术讨论会”（4月13日—18日）、全院揭批“两个估计”大会（4月15日）；胡乔木还组织撰写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出席全国劳动局长座谈会作《关于按劳分配问题几个问题的讲话》，批判“左”倾观点，澄清理论是非，推动解放思想。
在此期间，胡乔木还协助邓小平起草了《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1978年10月11日）等重要讲话。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把目光投射到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或急需解决的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去，已经成为胡乔木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上文提到的1977年12月23日胡乔木审阅法学研究所拟订的1978年科研计划后写的八条建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比如：教育领域通过推倒“两个估计”，拨乱反正，被引入了正常发展轨道。教育部提出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的意见。当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对能否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存在疑虑。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迟迟定不下来。胡乔木得知后，明确提出，普及小学教育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不能有任何犹豫和动摇，教育部必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经胡乔木呼吁支持，教育部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0年作出了关于普及小学教育的决定。
再如：70年代末，城市鸡蛋供应来源于农民一家一户养几只鸡的办法，供求差距很大，供应相当紧张。胡乔木对此很关心。他听说北京东郊官庄的养鸡场采取现代化规模经营的方法，获得成功，即要经济学家马洪前往实地调查。马洪在那里调查了几天。胡乔木认真听取了汇报，亲自仔细修改调查报告，上报中央，使这一经验及时得到推广。胡乔木倾注的心血对全国大中城市鸡蛋供应问题的解决是起了作用的。当时的养鸡场场长刘江后来当了农业部部长。
在学科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胡乔木把做好党和国家助手作为根本任务向大家明确地提出来。在1980年春节前的全院迎春茶话会上，胡乔木说：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做党中央、国务院的忠实、得力的助手。我们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党的号召，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在1980年3月11日传达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胡乔木又一次提出，社会科学院要做好党和国家得力助手。在1980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的开幕式上，胡乔木发表长篇讲话，题目就是《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这篇讲话中，胡乔木对社会科学院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做了总结，说明“我院开始发挥了党和政府的助手作用”，进而对怎样做好党和国家得力助手的问题，从五个方面作了系统、充分的论述。
第一，要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胡乔木指出：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今天应该根据理论与具体实际结合的原则，在党和国家制订方针政策时，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帮助把各种起作用的因素都估计进去，设想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提出比较系统和周到的意见，提供决策部门考虑。在方针政策决定以后，要积极阐明它的意义，帮助广大群众理解，动员群众支持政策的顺利执行，就是说要为方针政策进行解释和宣传。在方针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根据实践的检验，随时准备提出补充、修正、改进的方案。这才是我国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得力的助手。与此同时，胡乔木指出：“今天我们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决不是要取消基础理论研究，恰恰相反，我们的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当加强，只有对一个个领域一个个专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才有充分的科学性，有了科学性，才谈得到革命性。”“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可能不为它的经济基础、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这几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方面，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文学、史学、哲学等学科的深入研究，不但会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而且还一定会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发生直接影响，这也是想象得到的。中国学术界历来有‘一虑而百致，同归而殊途’的优良传统，让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发扬光大起来吧！”
第二，要勇于研究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针对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社会科学院主要应该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或者历史问题的研究，不应该过分强调研究现实，担心当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会妨碍理论研究，以至不知道哪天会被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等认识和顾虑，胡乔木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历史具体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