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五月总理衙门大臣刚刚才把《万国公法》进呈御览，而到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正月，清廷大臣恭亲王等就决策上奏派出一名下级小官斌椿带领其子广英及三名同文馆学生出访欧洲各国。我们史界同道前辈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名家，先业师郭廷以先生好友，我故以师长之礼行之。他重视同文馆教育，把这个出国游访小组称之为中国近代官式学堂第一批出国访问学生团。再回头说到钟叔河先生，他自看重走向世界，于是把斌椿此行称之为近代史上第一。我不能不提这两位学者的先驱观点，以免不顾及前驱的贡献。不过我仍有自己的研究重点。这自然是要把斌椿使团出进国门十个月的行程纳入外交史轨辙来看，并且以为在近代史上这一外交动因，应是最根本的最原始的。
（二〇〇八年四月《弱国的外交》初版）
中国书史上的一座丰碑
向敬之
在阳光灿烂的金秋时节，一套十本三十六种著作的《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岳麓书社二〇〇八年十月版），亮堂问世，淡妆出彩，向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献上了一份厚礼。
钟叔河编选的《走向世界丛书》，自第一本于一九八〇年八月出版，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以一部出版未完成（原计划一百种著作）的大书，在湘版书史乃至中国出版史、图书史上，都是大写的一笔重彩。一九八〇年代，《走向世界丛书》先后以单行本、多集本的形式，紧随钟氏工作单位变换，辗转湖南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两家，后在岳麓书社一次性地出版三十六种著作十本，赢得广大读者和不少专家多有赞誉，钱钟书、萧乾、李一氓、陈原、范用等先生纷纷褒以嘉词为之颂传。
《走向世界丛书》中所选著作，均系晚清时代到过欧美、日本的中国使节、参赞、知识分子一类人士所著述，多为旅外游记、日记、随感与杂录。他们在离家万里之遥的地方，写那里宪政法律、社会文化、思想教育、人文风情，总想能为日益衰败的故国，找到堪称现代新颖的良方。其中的所见、所闻、所知和所感，大多不经遮掩尽情书写，经过了一番仔细观察与认真反思。遗憾的是，他们的忧乐情怀，并不为当时国人重视。当时的朝廷，除了会危坐高处奢望富裕强大外，就只会认认真真战战兢兢地割地赔款了，哪有心思理会什么西体中用、资本主义，不把这些所谓假洋鬼子所写的西方神话，视为异端邪说，已是大大开恩了。
翻读《走向世界丛书》，其中多有西方常见、中国罕有的趣事，也有我们今天当重新认识的历史真实。诸如张德彝在日记中写到，伦敦的一个马车夫因为鞭打自己的马过多，被罚款并且监禁一个月；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饶有趣味地说明地球是圆的，彻底毁灭了中国“天朝上国”的长梦。一八七六年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写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所感受到的法治意识，在今日依然有很好的明镜意义。过去中国的学者对蒲安臣出使一事，多作否定与批判，一致认为清廷任命一位外国人为外交使节是“引狼入室”，而一八六八年志刚巡回各国递交国书所作《初使泰西记》中，全录了蒲安臣在条约草案后“写呈总理衙门”的八条注释，把蒲安臣维护中国利益、执行清国意图的事实，作了最好的、最有力的说明。
在当时中国，《走向世界丛书》中的思想是新鲜的，而在今天，其仍有强烈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一八四七年容闳留学美国写成《西学东渐记》，一八六六年斌椿、张德彝奉派游历欧洲分别作《乘槎笔记》和《航海述奇》，一八六七年王韬私人去巴黎、伦敦后著述《漫游随录》，一八七六年李圭赴美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写的《环游地球新录》，一八七八年徐建寅去德国考察造舰、兵工写的《欧游杂录》，有着李鸿章传记色彩的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张德彝《随使法国记》，清末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各个角度不同，表述方式也不同，但他们的行文目的应该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促使更多的国人能像他们一样看世界。
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根本性质上的改革。从外国归来的思想者们，用自己的文字，为国人介绍了改革中的西方社会。他们中间，有李鸿章、载泽这样的朝廷大员，有郭嵩焘、曾纪泽一类的驻外大使，有康有为、梁启超一般的留西学者，还有不少如容闳的留学生。他们羡慕西方强国的繁华，但是没有像今天的明星大腕一般，弄一个外国国籍摆摆外籍华裔的威风，心中想的还是生养自己的中国，也尽量如实地为中国记录了西人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进程。历史证明亦是如此，人民富裕了，才有国之强盛，全体民众有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意识，带给这个国家的就只是文明、富强了。
《走向世界丛书》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倾注了清新活力。虽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考察记丛书，却以其反思社会的深度和力度，审视了中国的命运，长时间地震动了不少当代国人。文本纪实的是晚清时期中国人居留西方的见闻与感想，对晚清中国所陌生的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了一次较为真实的全方位、大视角的描写和反映。钟叔河选材是务实的，所有著作借助观察者们对西方宪政、自由、民主、法治等诸多特质的揭示，比较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伦理选择，重新走近和认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性。
上个世纪，钟叔河在五十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七十年代被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因为他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即使身陷囹圄，依然坚持着思想过去与将来，思考改革和自由。他所编选的《走向世界丛书》，虽没能全部出版，但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未完成交响乐，不但在当时是中国开放初期出版界的一笔斐然成绩，就是在现在与将来，对于推进中国解放思想、倡导和谐，都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本身就有佐证当代中国壮大自由、民主、法治内涵的力量，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使之重生蓬勃活力。
《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能引起各方面的关切，是因为钟叔河有着勤于思考、善于反思而不屈的精神，是因为他用有思想的知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面镜子。我们也只有真正认识了丛书的现时代价值，方能较好地理解了钟叔河。诚如其在《重印前言》所言：“《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但他亦有一特长，便是在外国看的多，记的细，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钟叔河编选此书，想的不是自己出名，而是希望能像张德彝一样，多看细写，把凡有益于社会的各种思考性文字，传递给热爱文明与自由的读者。不然的话，他静心撰写的叙论、批注，就不会在书中不断增彩了。
如此好书，集中的内容是百多年前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观感，当时的中国还是死抱专制集权不放，就是到了辛亥革命，也不过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继续墨守成规、忍辱偷生，生怕开放改革断了当权者利益常得的根基，即使是像一九二○年代湖南、广东的宪政民主、联省自治，也没坚持多久就被扼杀。在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后，钟叔河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出《走向世界丛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解放思想、富民强国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而于今天，适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日子，湖南出版集团与岳麓书社花大气力、大价钱推出《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四位责任编辑联袂，长时间地核查史料校勘原书中的错字，使得其中的内容，无论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都是具有时代意义和普世价值的。
（二〇〇九年五月《书香两岸》）
谈谈《知堂杂诗抄》
陈子善
今年春天，我给长沙钟叔河先生写信，为他主编的《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集》拍手叫好，因为无论从研究周作人的思想和文学观，还是从保存有关中外书刊珍贵史料的角度看，这都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叔河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岳麓书社还打算出版周作人的旧诗和集外文编，并热情约我参与其事，共襄盛举。我却不免有点惶恐，虽然我对周作人的作品颇感兴趣，但自知缺乏研究，难以胜任。
说来也真巧，五月间，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子瑜教授应邀来上海出席复旦大学授予他“顾问教授”称号的仪式，我近年来与子瑜先生鱼雁不断，他既来上海，自然要去拜访求教。就在这次谈话中，子瑜先生向我透露他还珍藏有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的《知堂杂诗抄》书稿，是周作人在五十年代末寄给他的，委托他在海外接洽出版，他原拟交星洲世界出版社印行，后因故未果，一拖就是二十五年，而周作人逝世也已一十九年了。我早知道周作人中、后期的一小部分旧诗曾由曹聚仁先生介绍，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刊物上发表过，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样一部诗稿流落在境外，喜出望外之余，当即建议子瑜先生把诗稿交付岳麓书社出版。子瑜先生欣然惠允，并且表示：如果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这部《知堂杂诗抄》，那是再合适没有了，也可了却他多年的心愿。
回香港后不久，子瑜先生就把一大包《知堂杂诗抄》书稿寄来了，总共八辑（即《所谓五十自寿诗》《苦茶庵打油诗》《苦茶庵打油诗补遗》《往昔》《丙戌丁亥杂诗》《老虎桥杂诗补遗》《题画五言绝句》和《儿童杂事诗》）二百五十余首，洋洋大观，周作人中后期所写的旧诗大部分已包括在内。翻读这部诗稿，确实令人感慨万千。它在海外漫游了那么多年，最终仍复回归祖国与读者见面，只有在国内的文艺界更加宽松、开放、实行“双百”方针大有希望的今天，才有可能；也只有遇到像岳麓书社这样思想解放、注意文化积累、有魄力有远见的出版社，才有可能。知堂老人如果泉下有知，也应感到高兴。
不过，这部诗稿虽经周作人自己亲手编定，仍然有所遗漏，尤其周作人早年的诗作，更是暂付阙如（当然，这与周作人认为自己早年的旧诗不属于他所谓的“杂诗”有关）。我以为，不出周作人的旧诗则已，要出就该力求齐全。因此，在征得子瑜先生和叔河先生同意之后，我自不量力，一方面根据已在海内外发表的《苦茶庵打油诗》（又题《苦茶庵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部分）和《知堂回想录》等书，对诗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校勘，另一方面从《周作人日记》、《知堂回想录》、《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著）以及其他有关史料中抄出诗稿未收的周作人各个时期所作旧诗五十七首，编写“集外诗抄”，收入书中。这样，共得诗三百零九首，可算是一本较为完整的周作人旧诗集。
尽管如此，这部诗稿的遗珠之憾恐怕在所难免，如周作人曾多次编选自己中后期的杂诗，几经删削，散失不少，诗稿所收已并非全部。因而，极盼海内外识者指教、补充，以期将来再版时更臻完备。
至于如何看待周作人这些旧诗，子瑜先生已在该书前言中谈了很好的意见，书末所附子瑜先生那篇开鲁迅周作人旧诗比较研究先河的《论周氏兄弟的杂事诗》，也可供参考。诗无远诂，见仁见智，读者自可作出各自的评价，我就不必饶舌了。
【附记】
最近，国内的周作人研究者披露了关于周作人附逆的新史料。据好几位有关当事人回忆，周作人在沦陷时期与中共地下党人有一定接触。他一九四○年十二月接替汤尔和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策动和劝说周作人接受任命的，目的为了抵制死硬亲日派缪斌担任此职。周作人当时有过去解放区的考虑，还帮助过李大钊的子女，掩护和营救过中共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中共地下党曾建议他进入解放区。我想周作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疑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如上述回忆属实，为了公正全面地评价周作人，他的“汉奸”罪名就有重新研究的必要，这想必也是海内外的周作人作品爱好者所共同关注的吧。
（一九八六年十月香港《明报月刊》）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评中国重新出版《曾国藩全集》
《北美日报》社论
中国确实在变。首先是城乡经济体制的大胆改革。接下去是政治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一个过去人们避之犹唯恐不及的领域也出现了改革的迹象：湖南岳麓书社经过长期争议，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出版了一向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视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也是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的曾国藩的两卷著作。
出版一套“曾文正公全集”看似小事，实际上它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也表明中国的文艺政策确实比过去大为开放了，因为这在过去根本是不可想象之事，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