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钟先生说自己蠢，不过自谦而已。他拿给我看的一卷文言笔记便是早在十五岁时候写的，题目叫做《蛛窗述闻》，且有弁言、有条例、有目录，很像一回事。其弁言俨称“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说他年少聪颖并不过分。钟先生自己现在还喜欢，并且推荐我看其中一篇《槐抱榆》，极短，读来果然有味。兹录于下：
平江女师校址故县署也中有大院落其角生一巨槐苍纹斑驳大可数抱其干中空而生一榆大亦抱馀二树之柯叶荫全一院树下有碑篆文四字云槐抱榆记下更有小字则模糊不辨矣
有时在钟先生家里聊天，他还特地要我替他拍一些保存多年的友人书信和题赠字画做资料。其中不少真实印证了数十年来钟先生与一些文化名人的交往，更是颇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特择数件以记之。
钟先生自己觉得最为珍贵的手书，恐怕要算周作人在一九六三年亲笔写给他的回信了。钟先生曾将此信嵌入一镜框，挂在念楼书房的墙上。记得他对我说过，如果没有这封回信，谁会相信在那个蒙昧年代，一位被开除公职、砸了饭碗，以拖板车为生的三十出头的青年，竟然会与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过信呢？更有意思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因打算重新出版周作人的著作，与其子周丰一取得了联系，某次，周丰一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偶然发现了钟先生寄给周作人的那封信，遂将其影印寄给了钟先生。
极难想象，年轻的钟叔河当时能在信中如此写道：
我一直以为，先生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此信当时落款只有日期未写年份。据钟先生后来查阅周作人日记原件，确认此信写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作人日记云：“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钟叔河二十四日信。”
七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钟先生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十年。
钟先生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周作人的喜爱。早在他八九岁的时候，看了兄姊的复兴初中国文教科书，便喜欢上了《故乡的野菜》和《金鱼、鹦鹉、叭儿狗》的文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人归人，文归文”的观点，执意重印周作人的著作，更显示了他的胆魄和识见。
看得出来，钟先生也尤其喜欢女儿从巴黎给他买回的一个书册形木盒。木盒外观几乎与一本精装书无异，非常逼真。因为喜欢，钟先生便将钱钟书写给他的一摞信札放在盒内。当他把这个书形木盒拿在手里展示给我看时，那脸上露出的开朗笑容叫人很难忘记。
钟先生亦将钱钟书送给他的手书旧作《山斋凉夜》镜裱后挂在客厅里。在他眼里，钱钟书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钟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这套书便为钱钟书所激赏。年长钟先生二十一岁的钱钟书，主动通过《读书》杂志的董秀玉约他见面谈谈。于是一九八四年一月在北京钱家他们第一次见面，从此结下了文字缘。就是那次，钱钟书建议钟先生将《走向世界丛书》各书的叙论结集单行，并表示愿意为之写序。钟先生回长沙两个月后，就收到了钱钟书为其所写的序言，并在附信中写道，“弟素不肯为人所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直到二十年后，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在给钟先生的一封信中仍提到此事，说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如今，杨绛女士已百岁出头了。她们一家与钟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书信往来。早一晌，钟先生将杨绛的最近来信给我看了，百岁老人的字迹依旧娟秀而流利，只是字里行间毕竟有了些许感伤。信中说，“我十分羡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岁老人能有几个呢！你有四个女儿，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个女儿，如健在，也有七十了”。
患难夫妻难问天，贱民生活始无前。
鲋鱼涸泽相濡沫，同德同心是宿缘。
这是李锐于二〇〇七年八月手书，悼念钟叔河先生的妻子朱纯的一首诗。是年元月，与钟先生相濡以沫五十余年的朱纯大姐因病辞世。此诗读罢，不禁令人黯然神伤。钟先生说他至今只进京四次，从未与李老谈过朱纯的事。朱纯生前更只去看过一次他，李锐和张大姐却为她特地设家宴招待。席间他对朱纯说：“钟叔河坐牢九年受了苦，你受的苦比他还多，朱正和柳思都这样说的，还把你做木模工养活几个小孩，凭本事做到了五级师傅的事也告诉我了。将你们夫妇这样率真、这样能干的人开除、劳改，害得骨肉分离，真是太不爱惜人才，太不应该了。”朱纯回来转述此言，仍然感动得流泪。
而钟先生与李锐的交往，则可追溯到六十多年前的一九四九年。那一年，才刚刚十九岁的他拿着一张手写的白纸条子介绍信去《新湖南报》找“李朱社长”报到。其时尚不知道两姓连写，如“林罗”“刘邓”，乃是解放区解放军带来的风气，竟将介绍信上面写的“李朱社长”当成了一个人。
就这样，李锐成了钟叔河先生的老上级、“老社长”。
这位“老社长”对下属的工作要求极严，讲话却不乏幽默诙谐。流传最广的是钟先生讲过的这样一个故事：有天，李锐到晚班编辑室看大样时，觉得一位女记者的一篇新闻稿写得不到位。当时上晚班的都是男性，李锐便用长沙人开玩笑的“口标”说：“某某这条新闻，真是鸡巴没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巴毛。”不料正好那位女记者推门进来，恰恰听到这一句，也听到了当场爆发的哄笑。李锐一抬头，马上觉得失言了，连忙解释：“某某不要误会，我是说，鸡婆没抓到，只抓到一把鸡婆毛。”大家更加笑得一塌糊涂。
在钟先生少年气盛之时，李锐即颇赏识其才华。认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都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果断采用钟的采访稿。钟先生对此事一直铭记在心。
但不到两年，李锐出任新职离开了报社。数年后的一九五七年，钟因“错就错在有思想”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从此沦落社会底层。继而李锐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因同情彭德怀遭到严厉批判，及至弄得锒铛入狱，妻离子散。待到两人再度相见，却已都是华发萧然的三十年之后，真乃恍若隔世也！
电闪雷鸣五十春，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何处相寻倩女魂。
李一氓比钟先生大二十六岁。这幅字，是李老一九八三年四月写了寄给钟先生的。上款“无题书奉叔河同志雅鉴”，“无题”即是诗题。
一九八三年三月，《人民日报·大地》发表了钟先生写的《潘汉年夫妇最后的日子》，这应该是一个多月后，李老寄这首《无题》给钟先生的原因吧。此前不久，李一氓《纪念潘汉年同志》的文章，也用这首诗开头，并且解说道：“第一句指一九二六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一九七七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虽然李老声明这首追念亡友之作“并无深意”，但钟先生还是觉得大有深意。他认为，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七七年正好“五十春”，五十年来“电闪雷鸣”一直不停，电母不停地烧，雷公不停地打。前二十多年，潘汉年跟在雷公电母左右，烧的打的都是别人；后二十多年，老革命成了“反革命”，烧的打的就是潘汉年、小董等“湘灵”“倩女”了。
钟先生和李一氓只有过“一面之交”，一次面对面的交谈。那是一九八三年初，他得知钟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破例通知他进京参加一个关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会议。那次会议规格颇高，参与者大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而钟先生当时只是一个地方出版社的普通编辑，可见李一氓慧眼识人且能大胆用人。
会议开了八天，节奏却紧。但在一次用餐时，李一氓特地走到钟的桌前，主动和钟先生交谈起来。钟利用这个机会向他说起曾国藩全集必须重编的道理来。李老本来就对原刻《曾文正公全集》有哪些“不全”也感兴趣，因此听得非常投入。虽然只有这“一面之交”，李老却一直关心着钟先生的工作和文字。九月和十一月间，他两次来信，建议钟将为《走向世界丛书》各种所写的前言“集合起来，印为一册”。后来《从东方到西方》准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写了精彩的序言。
李一氓是真正的老革命，老文化人。钟先生说，在很多方面，李一氓和他都是迥然不同的，两人完全没有可比性。但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人，某个时候也可能会产生某种共同的理念或感情，比如说，对走向世界的关心，还有电闪雷鸣时的“惊心动魄”，对潘汉年之死的“目眩神伤”……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与季羡林、金克木两人并称“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张中行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钟先生因此写了一篇情感深沉而真挚的纪念文章。文中写道：“张先生走了，走得像平时一样安详。先生年近期颐，已臻上寿，顺生应命，无疾而终，我辈本无庸过悲，但想到寥落晨星又弱一个，心中的失落感仍久久不能散去。”
钟先生与张中行两人堪称地道的君子之交，几乎从未涉及任何具体的世俗事端。张中行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最初两人相见的情形：“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只今年夏天他北来，住东华门外翠明庄十许日，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一面，招待他一顿晚饭。他著作等身，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就要‘超’身，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其一是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掏自己腰包买的，其二是《书前书后》，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
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张先生长钟先生二十二岁。钟先生认为，人之相与相知，并不在乎形迹。尤其是文字之交，鼎尝一脔，即已知味，更不必用作品相酬答。钟在后来的纪念文章中还写道：“他对我奖掖逾恒，我在他生前却从未公开写过他（先前对钱钟书先生也是这样），其原因即在于此。我爱重先生，亦爱重和先生的交谊，故深惧同于流俗贻先生羞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钟先生曾从梁任公集宋词长联中截取两句，单独集为一副对联。上句是辛稼轩的“更能消几番风雨”，下句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此联堪称绝妙，也暗合了钟先生当时的某种心情。后来钟先生请张中行题写，张先生欣然应诺，随即便将对联写好，在北京装裱后装盒寄给了钟先生。
面对这副寓意深刻的绝佳对联，我不由得不心潮起伏，感慨丛生！
在翻看和拍摄钟先生保存的这些个人字画书信中，他本人题写在一卷线装册页上的一首五言律诗令人颇生感慨。我看过的钟先生写的旧体诗很少（恐怕他自己也写得并不多），但几乎首首动人，譬如在被囚禁的日子里写的那些诗。而直接观看题写在线装册页上的手迹，感觉更加强烈。
这首五言律诗是钟先生五十岁时写给他的患难之交朱正的：
同届知天命，相从三十年。
论交吾与汝，知味米和盐。
监房分饼宴，报社卖文钱。
却忆青春事，华发两萧然。
钟先生在内心里其实是个非常骄傲的人，能将其视为知己并且惺惺相惜的人恐怕寥寥。但朱正肯定是其中之一。他们两人的友情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当代历史。钟先生与朱正同年同月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解放初期两人同时进入“新干班”学习，随后都到《新湖南报》社工作。一九五七年两人又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两人再度一起成为反革命分子。朱正被判刑三年，钟被判刑十年，且被关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此一系列的巧合堪称奇迹。在狱中朱正断言，“我坐三年是会坐满的，你坐十年肯定坐不满”。言下之意是不用十年时局会有巨变，果然言中。六年后“文革”结束，九年后钟先生平反出狱。而朱正当时的胆识可见一斑。
更有意味的是，两个人从年轻时候起，钟叔河偏爱周作人，朱正则偏爱鲁迅，且两人均成为了海内外研究周氏兄弟成就斐然、屈指可数的专家。
如今，距离钟先生写这首诗的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同年同月出生的两个人已八十出头了。
但钟先生对于生死的态度非常旷达而淡然。他特别喜欢杨绛女士介绍的兰德的诗：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难道不是最顺其自然的生命态度吗？
我与钟先生应该可称忘年交吧。他长我整整二十岁，近几年来尤其过从甚密。这是我永远值得珍惜的难忘时光。我也有意请他在所赠送的书上（应有二十余种吧），留下了一些题记。钟先生信笔写来，或短或长、有庄有谐，意趣横生。如他在送我的新版《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毛边本上题道：“百廿年前的林屋山民还能够给因爱民而去官的‘巡检’送米，可见那时的专制制度下，民意也还是有发表机会的，思之慨然”；又如在《念楼小抄》上题道：“天下文章一大抄，予老矣，无力大抄，只能小抄”，令人哑然失笑。早一晌，他还特地抄录了两首旧诗给我。诗中回忆他少年时候与女伴在乡间嬉戏的情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狱中所作。钟先生说，当时关在牢里，只允许笔直坐着，不准靠墙，且无纸笔，这些诗都是在脑壳里一句一句默默吟咏出来的。在那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钟先生能以如此方式写出如此情意盎然的诗作，不能不叫人赞叹：
薄紫浓黄小小枝，露啼风笑总娇痴。
篱边牵手同攀摘，赤脚浸凉久不知。
记得青山那一边，双飞蛱蝶映清涟。
可怜茵梦湖中水，不照人间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