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千多年前开始，中原人就以“中国”（本意是指在很多国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天下之中”自居。到了春秋时代，华夏（诸夏，汉族的前身）就严守“夷夏之辨”，将自己置于周边的“夷狄”或“蛮夷”之上。尽管区别夷夏的条件并非血统，而是文化，尽管夷狄只要接受华夏文化就能“由夷变夏”，但夷狄与华夏有本质的区别、夷狄尚未开化因而没有文明可言，却是毫不动摇的观念。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平定天山南北，清朝的疆域达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千米。但从皇帝到臣民都明白，内外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地与“内地十八省”是有区别的。就是在十八省内部，已经改土归流、设置府州县的地方与尚未纳入地方行政系统的“生番”居住地也是迥然不同的。既然根本不承认他们有文化，自然没有让他们来展示的必要。直到鸦片战争后，大清君臣方才发现“英夷”“法夷”的坚船利炮着实厉害，才有人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后又发现西洋的机器还可兴办实业，利民生，数理化、声光电化也有可取之处，才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在鸦片战争前的二千多年间，中国的君臣能想得到的，只是向夷狄显示自己的富强繁盛、礼仪文明，让他们诚心向化，至少使他们不敢夜郎自大。秦始皇灭六国后在位时间太短，还来不及有这样的机会。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招来了各国使者，加上当时国库充盈，让武帝大大展示了一番。《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当时天子正进行多次海上巡狩，都让外国来宾随从。在经过大城市和人口多的地方时，给他们发放财帛作为赏赐，安排充足舒适的食宿条件，以显示汉朝的富庶和积聚充足。准备了各种富有特色的演出，像“大觳抵”之类，吸引他们观看，当场发给赏赐，布置了酒池肉林，供任意享用。还命令外国来宾参观国库和官府仓库中的积聚，让他们能体会汉朝出乎其想象的辽阔和强大，使他们受到震惊和威慑。
此后的帝王中也不乏类似的作为，像隋炀帝，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富裕，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不仅下令在洛阳张灯结彩，布置得富丽堂皇，还让外宾到餐馆大吃大喝，而当外国人吃完准备付钱时，得到的回答是：“在我们这里，吃喝是从来不要钱的。”
更富有想象力的展示要数郑和的七次下西洋。为了向各国宣示大明膺天命、当今皇帝承大统，也为了展示国力，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不仅带着皇帝的诏书，配有上万将士，还满载金银财宝、中国特产，沿途各国各地只要友好恭顺，在开读诏书后就是慷慨的赏赐。连续大规模的国际展示和布施几乎耗尽了国库，所以当宣德皇帝表示出对郑和下西洋的兴趣，想调阅有关档案时，大臣们千方百计地搪塞拖延，这些档案也从此绝迹。
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中国时，尽管乾隆皇帝还是将英国视为“四裔”，将他的使命当作“向风慕义”“万里输诚”，但在接待上却不惜代价。在使团的船到达大沽口外时，就送去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多得船上也放不下，只收了一小部分。而这只是源源不断的赏赐的开始。
既然世界上只有天朝最富，而中国以外的四裔都不过是夷狄，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逐利，就是为了效忠，多给点赏赐就够了。至于他们“贡献”的物品，天朝无所不用，并不稀罕，只是不想让他们难堪，才勉强收下。既然如此，还需要开什么博览会呢？
2010年5月26日
世博会与文化交流
世博会开幕至今，参观者已超过五百万。参观过世博会的人都感觉到，世博会不仅是展示世界各国在城市建设和发展方面的理念、经验和成就的平台，也是各国、各种文化展示和交流的最佳场所。不少人欣喜地发现，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与我们有相似之处，而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所选择的未来之路往往殊途同归。欧洲发达国家与非洲欠发达国家都重视文化传统和民间艺术，但没有一个国家不强调自己的文化特色。如果说在世博会开幕之前，一些人还在担心它会成为富国炫耀财富的聚会，那么今天已不会有人怀疑它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机会，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还是第一次。
在西汉以前，古代中国人的足迹虽然已遍及各地，但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极差，很多地理障碍还无法克服，部落或人群间还缺乏自觉的交往。加上华夏诸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优越感，确立了夷夏之辨，认为华夏居天下之中，属礼仪之邦；夷狄处于周边，野蛮落后，只有接受华夏的教化后才能由夷变夏。尽管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之间、各学派之间的竞争与交流相当活跃，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比辉煌的时代，但与华夏以外的交往还未见记载。
张骞通西域的结果使汉朝的影响扩大到了中亚，但汉朝与罗马帝国并没有正面接触，更未能形成文化交流，连间接的影响也很难找到证据。汉朝的文化优越感并未因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而改变，相反更加强化了。在从西域引进葡萄、苜蓿、骏马的同时，汉人几乎没有留意西域人的文化。而能够走出玉门关的汉人，也限于朝廷派遣的使者和随员以及偶尔出征的将士。
唐朝的西界一度远达咸海、东北界至阿穆尔河，唐朝的军队曾在费尔干纳盆地作战，但唐朝的百姓却不容许跨出阳关，连玄奘出发取经时也只能偷渡。与其他各朝代相比，唐朝的确是最开放的时代。但这种开放主要表现在允许外国人、外族人进入唐朝，允许他们学习华夏文明，而不是同时也鼓励唐朝人走出国门，了解并学习外国、外族的文化。面对阿拉伯的崛起，唐朝的反应是战败后的退却，唯一对阿拉伯世界的直接记录却出于恒罗斯之战的俘虏杜环。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曾将中国的影响扩大到欧洲。成吉思汗的子孙打通了由中国通向中亚、西亚、东欧、非洲的交通线，使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来到中国。但当时中国人的足迹仍然限于元朝本土，甚至还不包括辽阔的边疆，偶然的机会才使个别学者得以留下境外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的航程远达东非，但与其政治使命极不相称，只是一种单方面的炫耀和慷慨的布施，带回的物资只是福鹿（长颈鹿）等几种动物和苏木等香料品种，在有限的几种记录中对当地文化的记载极其有限。明朝中期，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不惜变通罗马教廷的教规，成功地吸引了包括徐光启在内的官员、学者，传播了西方最新的地理、数学、机械、生物等方面的知识。但以后他们的变通被罗马教廷否定和制止，天主教的传播也被清廷中止。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逐渐打开。在备受欺凌羞辱的条件下，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步履更加艰难。从完全不了解西方列强，并将它们视为夷狄，到肯定它们的坚船利炮，并愿意“师夷之长技”，最终确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却顽强地坚持着，尽管还没有找到一条与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共存共荣的道路。
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直到近代，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例如，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曾经因为筹措不到旅费而回不了国。接待外国的文化使者、展示外国文化也需要物质条件，即使是当今发达国家，能够举办大规模世博会的国家也屈指可数。但文化交流更需要精神方面的条件，那就是承认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的文化，学会相互理解，相互欣赏。只有在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才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够搭起世博会这个大舞台。
就个人而言，这样的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个人游踪再广，经历再丰富，恐怕也不可能到那么多国家，并且能感受到这些国家代表性的文化。在世博会上看到的，是其他任何场合都看不到的，所以要珍惜这样的机会。
2010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