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研究生时期开始，就写些评说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文章。这样写了十多年，终于有些感到厌倦，于是便把目光投向往昔的文坛，写一些谈论往昔文坛人、文坛事的文章。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间就跑出了文坛，写起了与文坛、文人无关的文章。
从文坛上的人与事到与文坛无关的人与事，中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那类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人物，是那种既与文坛有关又不仅仅与文坛有关的事情。收在这里的，大都可算是写这种亦文亦政的人与事的文章。
百余年来文人、文学、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但仍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评说。许多人，许多事，还远远没有说清，也许竟永远不能说清。这其间，有太多的血与泪、哭与笑；有太多的荣与辱、梦与醒；有太多的真诚与虚伪、迷狂与悔恨；有太多的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也有太多的得陇望蜀、趁火打劫……对于后人来说，则有太多的启示与教训。
我写这些文章，也有一个从比较随意些到比较严谨些的变化过程。刚开始写这类文章的时候，态度更轻松，虽然也做注释，但做的是夹注，且做得比较简略，文章篇幅也比较短小。那时候，是把这些文章当作“余事”做的。在《钟山》等刊物发表后，颇有些反响，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给我热情的鼓励，这让我在写这类文章时渐渐正襟危坐起来。注释从夹注变成了尾注，做得也尽量准确、周全。刚开始，是有一点想法、几条材料便敷衍成文，后来，则尽可能把与题旨有关的材料多看些，把事情的经过尽量说得详细、全面点，这样，篇幅也便越写越长。最初的这类文章，都只有数千字，现在则常常要写到三万字左右。这是收入书中的文章有的很短小有的很冗长的原因。
十多年来，写文而政、政而文的人与事的文章，并不止这些。还有一些，暂时不能收在这里。
《列子·说符》中讲了一则歧路亡羊的故事：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返），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