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人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水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飘缈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薪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选自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
第4卷第4号
［精品赏析］
这篇至今仍富于启迪之力的奇、文，在当时它所具有的震聋发聩般的启蒙意义是不难想像的。中华民族与西洋诸民族相比较，精神负荷之重固然来自封建历史的漫长悠久，但作者并没有历数秦皇汉武以来各代封建主的罪过，而是从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中提出一个对待“今”的态度这样简括而集中的命题来，从民族精神面貌入笔。这立论角度的新颖，正预示着阐发内质的深刻。
第一至第三段，从“今”的“最可宝贵”和“最易丧失”之间的辩证关系开端，以两个“为甚么”的自问自答方式承接之。行文问体现了主旨的庄重和论证的谨严、第四段至第五段，以哲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观察“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论点有所赞同，以多方面、多层次的史实的印证和哲理的推演，突出而深刻地阐发了“今’最可宝贵”的道理。自第六段起，又将论述由历史转入人生。先是由上一论证层次的“今’最可宝贵”引申出因而“今”也最可爱，又转至对“不知爱‘今’的人”进行分析并指明为“厌‘今”者和“乐‘今”者。在层层分析其不同之后，又极犀利极深刻地剖示出“乐‘今”者在“阻滞进化的潮流”这一本质上，又“同厌‘今’派毫无区别”，因而在人生课题面前，二者也只能同属于消极者。至第九段，又由人生进而深入到“人类的通性”，实为“通病”的层次中来。而此段命意的可贵更在于揭示出一定条件下，“厌‘今”’者与“乐‘今”者将其通病转化为“进化的原动”的可能。那促其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即此段所说的“尽‘现在’的势力”和“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也就是为了将来而正确对侍现在的科学态度。在论述进程中，不但由表及里、逐层深入，而且富于辩证色彩，警策而令人振奋。第十段又转而从针对“热心复古”者攻击“现在”的角度指明“现在”的黑暗、卑污、罪恶、祸患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以此使辩驳更为全面周严。第十一段为一小结，以庄严颂赞笔调总括出“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的哲理。以下第十二段，似应承接上段而收束全文了。但作者忽又转至陈独秀所言“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并且“推广其意”，终而得出“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这番人生箴言一般的宏论来！末两段复归于人生、历史以及哲学的贯通，体现了人生观的进取精神，历史观的唯物质地和哲学观的辩证色彩。把全文的义理、文思和辞采都推达于一个总揽全篇的制高点上。
纵观全文，文章气势的雄健寓于语言的填密之中，神思的奔放融于结构的谨严之内，且将立意的宏广和造语的凝重相互统一，于是形成了全文整体的意气风发而文理持重、题旨庄肃而情采昂扬的崇高雄健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