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二十七
涅赫柳多夫滞留彼得堡最后一件要办的事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打算托一位过去团队的同事，宫廷侍从博加特廖夫把他们的诉状送呈皇帝。一大早他就乘车去找博加特廖夫，碰上他正在家，虽然在吃饭，就要出门。博加特廖夫是个身材不高、体格健壮的男子，天生具有罕见的体力，他弄弯过马蹄铁，人很善良，朴实，直率，甚至有些自由主义倾向。尽管具有这些品格，他却是个与官吏关系密切的人，热爱沙皇及其家族。他生活在这种最高层的社会里，却能够以某种惊人的方式只看到其中好的一面，决不参与坏的、不诚实的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或者什么措施，他有时默不作声，有时用大胆、响亮的声音，向你喊叫似的，说出他要说的话，这时他常常伴以同样响亮的大笑。而且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耍手腕，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如此。
“噢，你来了，好极了。你要不要吃早点？不然就坐一会儿。这煎牛排好极了。我向来是，开头和完了的时候吃主要的东西。哈，哈，哈！好吧，喝点酒。”他指着一瓶葡萄酒嚷道，“我在想你的事。诉状我递上去，当面呈递——这没有问题，只是我考虑到，你是不是先去托波罗夫那里一趟更好些。”
一提托波罗夫，涅赫柳多夫就皱起了眉头。
“一切都取决于他。反正这事得由他过问。也许，他本人会满足你的要求。”
“既然你良言相劝，我就去一趟。”
“那好极了。喏，彼得堡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博加特廖夫嚷道，“说说吧，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受到催眠似的。”涅赫柳多夫说。
“好像受到催眠？”博加特廖夫重复一遍，高声大笑起来，“你不想吃，那就随你的便。”他用餐巾擦擦唇髭，“你去吗？怎么样？如果你不愿意干，就交给我，我明天当面送呈。”他嚷道，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在胸前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这是无意识的，就像他擦嘴一样，然后开始佩戴军刀，“那么，现在就再见吧，我该走了。”
“咱们一块儿走。”涅赫柳多夫说完，高兴地握着博加特廖夫宽大有力的手，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种健康的无意识的新鲜的事物留下的愉快印象，在他家的门廊上与他告辞了。
虽然涅赫柳多夫对自己去找托波罗夫没有指望得到什么好结果，他还是按照博加特廖夫的劝告去找了托波罗夫这个对教派信徒的案子有决定权的人物。
托波罗夫所担负的职务，就它的使命来说，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只有迟钝和缺乏道德感的人才看不出来。托波罗夫就具有这两种负面的品格。他担负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在于，这一职务的使命是利用外在的手段，不排除使用暴力，来支持和保护教会，这个教会就其本身的定义来说是由上帝亲自建立的，它决不会为地狱之门，或者什么人世的力量所动摇。就是这个天神的、任何东西也动摇不了的上帝的机构却不得不由以托波罗夫及其官员为首的人世的机构加以支持和保护。托波罗夫没有看出这个矛盾，或者不愿看见，所以他十分认真地竭尽全力不让什么天主教之士、牧师和某些教派信徒来破坏那个地狱之门所不能摧毁的教会。托波罗夫像一切丧失了基本宗教感情，丧失了人类的平等和友爱意识的人一样，完全相信，人民是由与他本人完全不同的生物组成的，人民迫切需要一种东西，而他没有这种东西反而过得很好。他本人在心灵深处没有什么信仰，并认为处于这种状态是很舒服而愉快的，可是他却担心，害怕人民也进入这一状态，正如他所说，认为把人民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是他神圣的责任。
就如同烹调书上说的，虾喜欢活活被煮死，他完全相信这一点，但不是烹调书上说的那种假借的意义上的，而是直接意义上的——他想到，并且说，人民喜欢成为迷信的人。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如同养鸡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烂的肉：腐烂的肉非常令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不得不用腐肉喂鸡。
自然，所有那些伊维利亚的、喀山的、斯摩眣斯克的圣团像都是很粗俗的偶像崇拜，可是人民喜欢这些，相信这些，所以必须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是这样想的，但没有考虑到，在他看来人民喜欢迷信，只不过是因为像他托波罗夫这样的人历来就有，现在还有，他们受过教育，却不是把自己的知识之光用于它本应运用的地方——即帮助人民从愚昧和黑暗中挣脱出来，却是把人民禁锢在黑暗之中。
当涅赫柳多夫走进托波罗夫的接待室的时候，托波罗夫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和一个女修道院院长谈话，她是一个机敏的贵妇人，在西部边疆那些被迫信仰东正教的合并派信徒中间进行宣传和扶持东正教（指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被瓜分后，在俄国所属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废止自十六世纪实行的俄国东正教和波兰天主教的教会合并，强迫合并派信徒信奉东正教。）的活动。
在接待室值班的一位处理特别事务的官员，询问涅赫柳多夫要办的事情，得知涅赫柳多夫要把教派信徒的诉状送呈皇帝，便问能不能把诉状让他看看。涅赫柳多夫把诉状交给他，这位官员带着诉状走进了办公室。女院长头戴修士帽、罩着一块飘动的面纱，身后拖着黑色的裙裾，两只白手，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合抱在胸前，手里拿着黄晶念珠，正从办公室出来，向大门口走去了。仍然没有人请涅赫柳多夫进去。托波罗夫看过诉状，摇摇头。他读着这本写得明确有力的诉状，感到惊讶，不愉快。
“如果这诉状送到皇帝手里，就会引起一些不愉快的问题和误会。”他读完诉状，心想，于是把诉状放在桌上，按了按铃，吩咐请涅赫柳多夫进来。
他想起了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曾经收到过他们的诉状。案情是，一些脱离东正教的基督徒虽受到告诫，后来被送到法庭，可是法庭判他们无罪。于是，主教和省长一起以婚姻不合法为由把那些丈夫、妻子以及子女分开，送到不同的流放地。那些父亲和妻子要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记得，这个案子最初就是交给他处理的。当时他有点犹豫，不知是否应该制止这件事。可是，批准这一命令，把这些农民的家庭成员拆开，送到不同的地方，是不会带来任何害处的。要是把他们留在当地，从他们脱离东正教的意义来说，对于其他居民是有不良后果的，何况这也表现了主教的热心，所以他就让这个案子顺其自然按原来的做法办了。
现在，这个案子有了一个像涅赫柳多夫这样的在彼得堡有各方面关系的辩护人，很可能作为一件残忍的事送到皇帝面前，或者见诸国外的报纸，于是他立即做出了出乎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带着一副大忙人的样子，站起来迎接涅赫柳多夫说，随之立即谈到这个案子。
“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见这些名字，就想起了这件不幸的事，”他说着，把诉状拿在手里，让涅赫柳多夫看，“我非常感谢您，您提醒我想起了这个案子。省里对此事过于热心了……”涅赫柳多夫不吭声，带着不友善的感觉，瞧着这张苍白面孔上的假面具，“我要下命令撤销这种做法，把这些人送回原来的居住地。”
“那么，我不必把这个诉状送上去了？”涅赫柳多夫问。
“完全不必，我答应您这一点，”他说，在我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分明相信他的忠诚，他的话是最好的保证。“最好我还是马上写出这个命令。麻烦您稍坐一会儿。”
他走到桌子前面，开始写。涅赫柳多夫没有坐下，从上而下瞧着这个狭长的秃头顶，瞧着那只露出粗大的青筋、很快挥舞钢笔的手，他感到惊讶，这个对什么显然都不关心的人，为什么做起自己现在做的事，却是那么热心呢？这是为什么呢？
“好吧，”托波罗夫一面封信封，一面说，“拿这个去通知您的当事人吧。”他补充说，翘起嘴角，做出微笑的样子。
“这些人是为什么才受罪呢？”涅赫柳多夫接过信封，说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笑了笑，仿佛他对涅赫柳多夫提的问题感到满意似的。
“这个我没法告诉您。我只能说，我们所维护的人民利益非常严重，所以对信仰问题的过分热心，总不会像现在盛行的对这个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可怕和有害。”
“可是，怎么能以宗教的名义使善的最基本的要求遭到破坏——也就是拆散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然是那么宽容地微笑，显然认为涅赫柳多夫说的话很可爱。无论涅赫柳多夫说什么，托波罗夫总认为自己站在广阔的国家立场和高度看问题，觉得他的谈话既可爱又片面。
“从个人的观点看可能是这样的，”他说，“但是从国家的观点看，事情就有点不同了。不过，再见了。”托波罗夫低下头，伸出一只手来。
涅赫柳多夫握了握那只手，随后默不做声地匆匆走了出去，心里很后悔跟他握手。
“人民的利益！”他重复着托波罗夫的话，“你的利益，只能是你的利益！”他离开托波罗夫时心里想。
涅赫柳多夫脑海里掠过了那些伸张正义、维护信仰、教育人民的活动所牵涉的所有的人——贩卖私酒受到惩罚的农妇，因盗窃而受惩治的年轻人，由于流浪生涯而遭到惩罚的流浪汉，犯纵火罪的纵火犯，犯侵吞财产罪的银行家，还想到不幸的莉季娅，仅仅因为从她那里可能会得到重要的情报而使她受到惩罚，还有因为破坏东正派而治罪的教派信徒以及希望立宪而受惩罚的古尔凯维奇——涅赫柳多夫非常清楚地想到，所有这些人之所以被捕，关进监狱或者流放，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破坏了正义，或者有非法行为，而仅仅因为他们妨碍那些官员和有钱的人去占有他们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
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盗贼，隐藏传单的莉季娅，破除迷信的教派信徒，以及要求立宪的古尔凯维奇，他们对于干那种事都有妨碍。所以涅赫柳多夫觉得事情完全清楚了，所有这些官员，从他姨妈的丈夫，参政员和托波罗夫到那些坐在部里办公室的桌子后面的官职卑微、干干净净而且守规矩的先生们——他们丝毫不会因为无辜的人受害而感到内心不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怎样才能除尽所有的危险人物。
因此，为不加罪于无辜而宁可放过十个罪人的原则，不仅得不到遵守，而且近乎相反，如同为挖掉腐肉必须割去新肉一样，为了剪除一个真正的危险人物，宁可用惩罚手段消除十个没有危险的人。
这样来解释所有发生的事，在涅赫柳多夫看来，是很简单而且明确的，然而恰恰是这种简单和明确，迫使涅赫柳多夫在承认这种解释时犹豫不决。这么复杂的现象竟然有这样简单的可怕的解释，不可能吧？而所有那些关于公正、善良、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只不过是空话而已，掩盖着最粗暴的贪婪和残酷，这也是不可能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