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想起，成长最可贵之处，并不是叫人变得圆熟、世故、妥当，而是砍掉枝枝叶叶，做回最初的自己，或安静，或耿直，或豪迈，总之她是如初生般的天真清澈。然而她这天真清澈，必是先沾了尘垢自己再清洗，是世事洞明后爱谁谁，是晓名利而不取，仿佛全不知道它的好处。现在的宋唯唯是活回去了，她天性爽直，有侠气，我想起在她最倒霉的时候，没一个人能帮得上她，她却因别人为她受了委屈，而去找有关部门“谈话”，我以为这是枝杈，于大事无补，可她还是去了。我能想象她和有关部门谈话时，一定是期期艾艾的，她能力并不强，不知为何，却总以为自己很能干；她又天生缺少一副笃定气派，莽莽撞撞，虎头蛇尾，那场面当是很搞笑的。
宋唯唯实在是个很可爱的人，她一旦做回自己，变成一个“真”的人，就比从前她试图扮演的窈窕淑女形象不知高出多少倍。像现在，我疑心她照常还是会犯点小错误，但毕竟是她能控制的范围了——她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知道犯了也无伤大雅，于是犯不犯也就无所谓了。
我想宋唯唯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她从不试图要做一个完美的人——从前，她大抵想做一个完美的淑女，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第一，这拗了她的本性；第二，淑女当是世上最无聊的一群人，苍白乏味，只知做派上的涂脂抹粉。现在宋唯唯擦掉脂粉，也许会见得眼角的几条浅纹、脸上的几颗痘痘，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须知，支撑这浅纹和痘痘的是这样一位女性，她经历过事儿，早蜕去了身上的许多修饰；她不取悦，不媚人，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她非得到不可的，除了她的一双儿女，就是现有的她也不怕失去——一个女人走到这一步，我想她的好时光是要来了。
三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说说她的写作了。她的这篇《念奴娇》，初稿我曾读过，记得当时是给她提了点意见，诸如“因词害义”这一类的，她早期小说是有这问题的，就是雕饰太多，反伤害了本义。
语言的重要性，我想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都说它是文学的基石，照理说，坏基石怎么能造得成好房子呢？以此类推，我认为坏语言也写不成好文学，绝对一点讲，语言一坏，它都称不上是文学——至于怎样才是语言的好坏，因为篇幅限制我不能细述，也没必要细述：世上有很多事是不该供论述的，语言即是一例，否则述来述去，述死在这上面是有的。
语言本是一场感觉的事，就是，有感觉的无须赘言，没感觉的由他去吧。宋唯唯是个有感觉的人，因此她早期的写作，才会刻意去打磨语言，她是越打磨越着迷，乃至晕头转向，忘了最初打磨它是干什么用的。又因她早年的形象定位，是那样一个纤纤女生，惯于雾里看花，帘中赏月，因此她眼中的世界必定是迷蒙的、飘逸的，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形式的凄清华美，内容的单薄纤弱。
她这篇小说改得厉害，不拘是人物、视角、语言……看得出是下了些功夫的。她从前是女性视角，可是现在，涉及男女关系的处理上，她也能站在男性的立场，替他们说句把话了。这就说明，她已经脱开了自己，即便恨一个人，她对他也有体谅同情。语言上是“天然去雕饰”，洗净铅华的样子，她是真正在叙事了。
倘若有缺点，那就是修改后的语言周周正正，未见作者的个性、腔调、气质，也就是说，修改后的宋唯唯没了，她哪儿去了呢？她矫枉过正，把自己藏起来了。另一处矫枉过正是在结尾，为了报复，女人抱着孩子从阳台跳下去了——至少我疑心是跳下去了，因为作者用了“毁灭”一词。
太狠了。不是说小说狠不得，而是说，这悖于宋唯唯的天性。虚构这件事，虽说是天马行空，但内部的限制还是很大的。自然是，绵软的人也写得暴力文章，羞涩的人也写得情色文字，但人与文章的关系，毕竟还是贴近一些好。贴近了，才更分明见得血肉、痛苦，更入骨感知悲欢、寒凉。
语言何不如此？语言怎见得仅是修辞？从前，诗界提出一句“诗到语言为止”，引来热烈的争议，究其然，是很多人局限于字面上的理解，以为语言仅是形式上的事。我又想起，从前人提倡“性灵文字”，现在不是这风气了，现在动则宏大叙事，别无他顾，语言上难免一泻千里，面目可憎。照我说，除却天才，或是状态有如神助，语言还是须修一修的，其目的并不为华章艳藻，也有简洁的、热烈的、含蓄的，或嬉笑怒骂，或温婉蕴藉……为的是“人”在文字里能越发凸显——概言之，我认为语言即性情、体温、爱憎，是独一无二的，是认知、运笔、叙事，直至与内容合二为一，这文章就算好的了。
宋唯唯这两年修身养性，慢慢变得明净了然，但在文章上还没有体现，或过之，或不及，也就是说，人与文字还未及统一——这也是写作者常碰上的难题，往往是人已经走远了，但文字却追不上；或是文字僭越而行，把人甩得不见踪影。这些都使我想到，写作当是一辈子的事：修身修文的同时，也需把两者归归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篇虽然写的是宋唯唯，其实有些话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勉；第二，中间夹杂开了几句玩笑，是小说家言，不好当真的。
娜彧的腔调
娜彧用两种腔调说话，一个是温润的，这是她的为人；另一个是尖厉的，这是她的为文。没有哪个作家能真正做到人文分离，因此我认定，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娜彧，她于其中挣扎摇摆，保持艰难的平衡。
先说她的为人。她是南京人，生就一副明丽的、如沐春风的面孔，不知为何，我想象中的娜彧就该长成这个样子，开朗、爽直、大方。她很聪明，身上若是有世故心，那也只表现在对于人生、人性的体察，而不是生计的蝇营狗苟。某种程度上，她性格里是有“憨傻”的一面，她或许意识到了，可是并不以为忤，反而很自许。
这是典型的文艺人的性格，内心有标准和尺度，说不清道不明，我疑心是“真”，这是一个太可贵的品质，娜彧无疑是具备了。典型的文艺性格中，也有狂放的、尖酸的、自私的，总之是有很讨嫌的，让人头疼的。娜彧却正相反，她“真”得恰到好处，这当然不是算计的结果，而是天性使然。她很像那种小康人家的姑娘，父慈母爱，性情美好，打小的教育是要做一个淑女，可是竟不能够，因为迄今为止，她笑起来照样是花枝乱颤、拍桌打腿。然而娜彧毕竟是在世情中长大的，即便率性而为，她也会顾及别人的感受，避免伤及无辜。她言辞坦率，只要愿意，她是能做到既说了真话，又能把真话说得让人很受用的那种。究其原因，我想不单是因为她的善良诚恳，还有一个分寸的把握，这是江南人的特性，江南人中很少有“刚直”的，他们是刚而不直，况且娜彧又是女性，我前面说她“温润”也是这层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