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英倒在3月8日
经过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的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延安终于有了一片蓝天。蓝天之下的陈赓，愈发思念妻子王根英。
王根英被捕后，辗转押解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和帅孟奇、夏之栩等关在一起。她在狱中三年多，一直坚贞不屈。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蒋介石和谈时，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和叶剑英等到狱中看望了王根英，当场点名让院长释放了她。后来王根英跟着周恩来到了西安，又赶到八路军总政治部。陈赓闻讯后，当天从三原地区赶来。他已是八路军三八六旅的旅长。两人几经磨难得以相见，自然都激动无比。陈赓为这一天留下了一篇日记。日记中写道：“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们作竟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意，其快乐有胜于1927年武汉新婚之夕。根英在狱达四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从此我俩的爱情更趋稳定，而绝对不可动摇了……”
可是才过了半个多月，王根英就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到延安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
“这么快？”身肩重任的陈赓恋恋不舍。又一想，部队马上要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我这个旅长身边总带个老婆也不像话。陈赓深情地望着妻子：“你早点回来，毕业后还争取回师里，隔三岔五总能见个面……”
9月15日陈赓送王根英上路。远处传来了悲戚的叫声，他们站住了，抬起头，在明朗的浅蓝色的天空中看见了一群大雁。它们排成整齐的人字形飞向南方。它们只叫了-次，但是叫声如此的悲哀，拖得如此之长，仿佛同什么很亲近的东西告别似的。根英久久地目送着它们。陈赓看见，在她的脸上滚着大滴大滴的泪珠。他轻轻地喊了她一声。她用手掌遮住了脸，而当她挪开手时，眼泪已经擦干了。
他们走上周围长了许多茅草、艾蒿和野菊花的大路。这里的树木已经是光秃秃的了，只有个别树枝上还有一些孤零零的叶子在颤动。道路好像更荒凉、更孤寂了。
在村口一片河滩地，他们站住了。
“别忘了给我写信。学习完了，我来接你。”
她把背包放到地下，举起了手，好像打算整理一下头发似的。陈赓拥抱了她，使她紧紧地靠在自己的怀里。
他们这样站了很久，彼此感到心在怦怦地跳动。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都说完了。现在他们只想在一起多待一会儿，永远铭记着这最后一分钟的温暖。
柯庆施高大的身影在远处晃动：“陈赓，还没亲热够，我们该走了。”
陈赓把马缰绳递给柯庆施：“你把她带回延安，路上的事我就不管了。”
她在山坡上转过身子，对他挥了几下手。这时他看见了，不，猜到了她在哭。于是他的心充满了异常的温暖和怜惜……
回到屋里，陈赓心里空落落的。他随手写下日记：离别时，彼此表面上都故作镇静，但根英已背着我流泪矣……
1938年秋天，王根英从党校毕业后，调回一二九师工作，被分配到师供给部主办的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三八六旅正朝着这一带集结。王根英很高兴，心想不久又可以看到自己的爱人了。
一天，她刚一进屋，就看见供给部部长正在和财经干部学校校长交谈。他们抽着旱烟，脸色严峻。一问，才知道日军抽调了3万余众，分11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财经干部学校决定跟随主力越平汉线西进，转往太行山区，可现在有一部分伤病员不好办。王根英说：“你们带领队伍先走，我在后面收容。”
没有时间争论。队伍火速转移。
在队伍末尾的收容队艰难地行进。有个腿部受伤的新兵，拄着根拐杖，在车辙的冰上，两脚叉开，直打滑。不一会儿，他就掉了队，停了下来，朝后面的村子望了望。房屋、马厩、打谷场上堆放着去年的麦秸垛统统在凛冽酷寒中熊熊燃烧，噼啪作响，轰隆倒塌。日寇在放火，伤兵忧愁地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然后绝望地、无精打采地一摆手。
“跟上队伍！”王根英喊了一声。随后把分配给她骑坐的骡子牵来：“来，骑上！”
“不，指导员，你坐过牢，身体不好，你快骑上走吧。我，我死了算啦！”
“不要再说了！骑上！”王根英把护耳皮帽拉到眉毛上，命令道。
伤兵骑上骡子，不情愿地走了。王根英跟在队列里，一拍棉衣，顿时蒙了：挎包呢？里面还装着文件和一大笔公款……糟了，走得急，还放在学校的炕桌下！
她站住了：“不行，我得回去取！”伤员们也都争着要去。但她阻止了所有的人，不容分说，拔腿就向冒烟的村子跑去。
南宫县东南的前后王家全村大火。整条整条的街道，整片整片的房屋，都在燃烧，仿佛连积雪也在燃烧。
王根英跑进自己的住屋，看见挎包还在炕桌下，急忙抽出来，捏捏包里硬鼓鼓的东西还在，又惊又喜，转身就往外跑。
也就是这一个折返：她的生命突然濒临极限。
晚了！
一切都晚了！
日本兵已经发现了人影，朝着她开枪。她从一个树墩跃向另一个树墩，看着前面不远的一条浅沟。刚要扑进去，罪恶的枪口已经瞄准了她……嗒嗒嗒……一梭机枪子弹凶残地啃着泥土，啃着树干。
她一下子栽倒在雪地上，双脚蹬起一大堆冻结的泥块。
她颤抖了一下，不再动弹。她来不及感受什么，也没来得及考虑什么，她那不能移动的、失去光彩的眼睛，再也看不见后面龇牙咧嘴喷出毒火一般的鬼子兵；再也看不见前面呼喊着杀过来的八路军队伍……她再也看不见那些焦急等待她的伤病员，看不见等待她谈话的财经干部学员。
小镜子没碎。她装在上衣口袋里，这是陈赓才捎给她的，没碎，但被血模糊了。她才照过一次。那支类似玩具的小手枪还躺在挎包里，这也是陈赓送她的战利品，她还没来得及仔细端详过。
她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节。她倒在一个全体妇女都值得骄傲的日子——3月8日。
三八六旅刚从香城固战场下来，干部们在作战斗总结。满脸胡子的陈赓站起来讲话。每个干部都拔出左胸前口袋里的铅笔或钢笔来，在一个小本子里索索地记着，哪怕画几个符号。
“这仗虽然胜利，但是才开始。我们还要继续作战。我们现在还只能延迟敌人的进攻，还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八路军如何获得新式武器呢？一面请总、副司令设法，一面由我们自己设法。这一次在香城固战斗中缴获了一尊小钢炮，还得了一架非常珍贵的观测镜。如果每一颗子弹真能消灭一个敌人，我们早就把全部敌人都消灭了。可有的人是虚放一枪，拍马就跑。我们必须割掉游击主义的尾巴。我们不要官架子，也不要不正确的活泼……”
正说着，一个通讯员由场外进来，带了一封电报。陈赓打开电报一看，全身震动了一下，脸阴沉沉，紧绷绷，仿佛石头刻的。
他的声音突然变哑了，也没有清清嗓子就说：“不讲了，准备打仗！”
他走出会场，独自一人来到积雪开始融化的树林。融成水珠的积雪从树枝上滴滴答答流着。陈赓坐在一棵被锯断的树桩上，紧闭着嘴，默不作声，他整个身子都在微微发抖。他打开日记本，沉痛地一笔一画记下了艰难的20个字：“今天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悲痛的陈赓一直在打听儿子知非的消息。因为王家居住的老房子被日本人炸成废墟，在附近又搭了个简易房，所以陈赓派去的人没有打听到王家的下落。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送到父亲那里。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跟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给日本人当过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跑腿传话的“boy”。
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根英的妹妹王璇梅就跟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行了五六天后，两个人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解放区，立即有人给他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他们“同志”了。这新景象登时让陈知非很兴奋。
大约走到山东时，王璇梅得知姐姐牺牲的消息，顿时伤心地痛哭起来。一路牛车、马车颠簸了三个月，王璇梅与陈知非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此前，陈知非与王璇梅还私下嘀咕：如果她对我们不好，我们马上离开。但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到陈赓的回信后，马上带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一百多里路赶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郭村是个很大的村子。进了村就要见到父亲了，陈知非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他看见父亲和一大堆人已经到村口接他们了。在上海时，陈知非很羡慕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怕父亲瞧不起自己，于是就学日本武士那样，两脚叉开站着，故意显出些神气。陈赓有点看出来了，说：“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你好像有点……很神气！”
陈赓非常高兴，搂着儿子走在前面，傅涯抱着小建紧跟在后，后面还有一大堆人跟着。两旁的战士都在看他们，替司令员高兴。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并问起他在上海的情况，还幽默地说：“我以前打听到你在一家西餐馆当boy，你明天做一顿西餐给我吃吃。”
知非说他根本没有在西餐馆待过。其实他工作的地方是给人家打扫厕所，他怕父亲伤心，洗厕所的事始终没有告诉过父亲。
知非以前听外婆说父亲做了大官，彭德怀给他两汽车的钞票他都不要，所以一见父亲的面，知非就迫不及待地问起父亲：“为什么彭德怀给你两汽车钞票你不要？”
原来南昌起义时，陈赓负责保卫起义总指挥部，并曾接管过江西银行，的确把没收的大批钞票用汽车运到总部。陈赓听了哈哈大笑说：“那是一句玩笑话，老太太当真了！彭德怀哪有钞票？他又不是财政部长。”
这天晚上，陈赓问了儿子好些事，并给儿子讲了母亲王根英牺牲的经过。他感叹道：“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党的忠诚战士。开七大时还挂了你妈妈的大照片。”夜里，他不断给知非掖被子，说不要着凉了。这也使知非第一次感受到父爱。第二天起床穿衣服，陈赓看到知非的裤腰带是一条布绳子，就说：“你在上海，为什么不去买条玻璃皮带？”
所谓的玻璃皮带，其实是塑料皮带，有些透明。那种东西当时是美国货，很贵的，知非哪里买得起？但他嘴上却说：“不喜欢玻璃皮带。”
知非和父亲同睡一个炕两个晚上，陈赓希望一家团结、和睦相处，叫知非不要拘束，就叫傅涯“妈妈”，知非点头答应。到了第三天晚上，陈赓让知非、傅涯、知建都睡在一个炕上。知非觉得别扭，连身也不敢翻。陈赓发现了，就说：“哪里学来的封建脑袋，翻翻身睡！”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知非看到父亲能指挥那么多的军队，生母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而自己却只能在上海给日本人倒茶、洗厕所，很是自卑，就向陈赓提出要当兵。陈赓答应让他在部队里当通讯员。后来到了阳城，陈赓改变了主意：“这个仗估计不会打很久了，将来国家需要建设，去学工程最好。”他写了一封信给时在山西长治的北方大学范文澜校长，介绍知非到工学院学习。
在陈赓建议下，知非最终到北方大学工程学院就读，因为他小学五年级也没上完，学得很吃力。而王璇梅则进入北方大学医学院。陈赓一直都关心着这个小妹，他给在医学院上学的王璇梅写信，提醒她上学期间不要谈恋爱。
1949年毕业后的王璇梅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从长沙经过南京时，她请假回上海看望阔别三年的母亲。分别的前一天，王妈妈忙着为璇梅准备路上带的点心时，没想到门口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陈赓。“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的！”惊喜交加的王妈妈连连喊着陈赓的名字，一边泪水涟涟。这也是王妈妈自陈赓1933年离开上海后第一次见到他，中间整整隔了16年。
刚刚渡过长江的陈赓住在国际饭店，他特地把王根英的母亲接到住地，请她吃了一顿饭。以前一直觉得只有外国人和上等人才迈得进国际饭店的王妈妈，连说根本没想到。
那时，同样来自二野的另一员战将陈锡联也渡过长江住进了国际饭店。陈锡联的妻子1948年春天刚病故，留下一个3岁的儿子，陈赓于是想把王璇梅介绍给陈锡联。过了一段时间，陈赓见两人没什么动静，一边催王璇梅，一边又跑去找陈锡联：“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动怎么行？”逼着让陈锡联主动来找王璇梅。在陈赓热心撮合下，陈锡联与王璇梅进展得很顺利，认识不久便结了婚。
以后的岁月里，王璇梅一直喊傅涯“姐”，陈赓还是“姐夫”。陈赓去世前在上海住在丁香花园，把王根英的母亲也接过来。王璇梅说，母亲很是高兴，她还在丁香花园里照了一张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