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舰队工程部加工厂的造反派要求工程部领导和舰队首长接见，工程部领导有顾虑，心里有些紧张。陶勇对他们说：“用不着怕，我带你们一道去工厂，同群众见见面，看看他们提出什么问题。”上午8时，陶勇偕同梅嘉生，带着工程部长、政委，驱车来到工厂。工厂造反派见陶勇真的来了，看上去有点出乎他们意料，他们原先准备的各种方案一时竟理不出头绪，也没有敢提什么不合理的要求。陶勇向他们宣传：军工厂要在抓革命的同时，抓好军工生产，不能影响战备任务。中午，他与工厂工人一起在工人食堂吃饭。饭后，他要求工厂全体工人到饭堂集合，他对全体工人讲了话。
20日晚，陶勇对护士学校和训练团仍不放心，又与其他领导到护士学校谈到深夜，又到训练团接待造反派代表，一直谈到凌晨4点钟才回家。
这一天，陶勇还叫舰司办公室通知群工部徐青部长，定于21日下午汇报参加“四清”工作干部被揪斗的情况，研究保护他们的措施，并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央反映这一严重情况。遗憾的是，陶勇这个良好的愿望和果敢决策，就在这个时间被一只罪恶的毒手打碎了……
蹊跷离世
陶勇不是那种任高职既久，就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种人，他容忍不了说假话，阿谀奉承，见风转舵，党的会议上他拍过桌子，顶过李作鹏，会后向上级反映过情况，表明过自己的立场；而李作鹏一伙也就容不了他，非要铲除他而后快。
1967年2月21日早晨，朱岚怕孩子们吵醒刚刚入睡的陶勇，叫他们小声点。近几个月来，严峻的形势似乎让她预感到什么，只要有机会，她总是让孩子们和陶勇多待一会儿。但这时为了能让陶勇多休息一会儿，又不得不阻止他们的喧闹。8点多钟，孩子们正在吃饭，陶勇过来，同往常一样，面带笑容，呼着孩子们的绰号，开着玩笑。不知是谁说到看到周围和熟悉的许多伯伯叔叔相继被游斗，也很为父母担心。陶勇沉下脸，对孩子们说：“戴高帽子游街有什么了不起，它和党的事业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近来有许多事我也不太理解，可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有了这两点，就什么都不怕了。”陶勇一字一顿地说着，每个字都说得很重。
陶勇回到舰队办公室。几天来，他感到精神上的疲劳超过肉体上的疲劳。他几次坐到桌前，打开笔记本，想把这几天来所产生的想法记下来，可是做不到。他感到很难把思想集中到一点，集中到他所认为最主要的一点上。桌上有秘书事先放好的文件、简报，他戴上眼镜——看东西离不开眼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宽镜架和眼镜片遮住了眼睛下半圆形的黑眼圈，这是长时间睡眠不足的痕迹。他手中那支红蓝铅笔不时迅速地在某个数字下画上一道。他的另一只手不时伸向总放在桌上的烟盒。陶勇眼睛不离文件上的字句，同时划着火柴，习惯地、贪婪地吸起烟来。
没有熄灭的烟蒂还在烟灰缸里冒烟，陶勇又去点下一支烟了。他始终保持自己几十年来养成的领导作风，不使自己局限在研究文件上。他在看简报时，经常抓起桌上的电话机，与舰队的领导或者部处领导联系一下，要求回答简报上没有说清的问题，或者不准确的数字。当对部处机关的回答不满意时，他会叫他们立即过来，核实清楚。他了解每件事的详情细节，了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既不相信口头的话，也不相信文件——这是他的座右铭。他给自己确定的工作方法是：使机关永远保持紧张状态。
简报处理完了，电报也看过了，他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他要找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谈运动问题。但廖回答说他也不知道张春桥住在什么地方。
副司令周仁杰走进来，他是来请示下午开不开会，原定那天下午开常委会。
陶勇在办公室内一边踱步一边抽烟，脸上一副忧虑困惑的样子，他沉重地说：“看来会是开不成了，老周，坐下来谈谈。”
陶勇叹了口气，仍在踱步，对周仁杰说：“文化大革命真要这样搞下去吗？”
周仁杰同样是一脸困惑。对“文化大革命”既不理解又不敢怀疑，内心在想：谁能阻止这场灾难的蔓延呢？
上午10时左右，廖政国陪同《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两名记者来到陶勇办公室。廖将两位记者向陶勇介绍后，陶勇接着说：“有些运动中的问题，想通过你们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据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规定，我们好掌握，使运动健康发展。”
两位记者请陶勇具体谈谈。
陶勇接着说：“第一，东海舰队是战备部队，中央明文规定不开展‘四大’，但有些单位不顾中央规定硬要开展‘四大’。举例来说吧，舰队的训练团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搞‘四大’的单位，可是，那里的一些学员和干部，受到海军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动，执意要搞‘四大’，虽然我们多次解释说服，他们依然顽固坚持。类似这种情况，中央需要作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第二，‘四清’运动的成果要巩固。近来在上海不少工厂、农村基层单位的造反组织，在某些人的允许下，不断到部队揪斗参加那里‘四清’工作队的队长、组长，甚至队员。这是侮辱革命军人的人格。参加‘四清’工作的干部，是执行舰队党委决定而去的，是上级决定的，他们没有责任。希望中央早作出不准揪斗的进一步规定。”
谈完这两点后，据当时记者的感觉，陶勇似乎还有话要说，但又没有启齿。记者的感觉是敏锐的。在陶勇的脑子里，还有一个为什么要造社会主义的反，夺共产党的权，以及中央有人在搞阳一套阴一套的大问题。陶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掂量了这个问题的分量，没有说出来吧。
记者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也见他不时捶一捶头，知道陶司令的确是很累了。吃过午饭，记者就走了。陶勇又和他的老战友廖政国聊起上海的形势。
“你要多加小心。”廖政国提醒他。
“谁要给我戴高帽子，我的枪要走火！”他比画着，手张成手枪形。
他把廖政国送走后，又打电话叫司令部管训练的刘永久来一趟。接到电话，刘永久急忙带上笔记本，来到陶勇的办公室。陶勇叫他坐下后，声音低沉地问：“你中午怎么不回家吃饭？”
刘永久说：“中午一般不回去，在办公室休息一下。”
“训练团水兵训练开始没有？不经过专业训练不能分到舰上去，这一条不能马虎。训练团的教员都是哪来的？告诉政治部，一定要选好教员，才能训练好水兵。”
刘永久一一作了回答。陶勇又说：“咱们那个仪仗队怎么样？要保持下去。今后外事任务还会有的。仪仗队的有些骨干要保存在机关，不要都复员。”
刘永久把陶勇的话记在本子上。陶勇还在问：“最近部队怎么样？是不是稳定，事故多不多？”
刘永久说：“部队还可以，就是一般事故不少。”
“你们抓部队还是不错的。要切实管理好部队，再不能出大的事故了。”
刘永久还要汇报，此时，舰队刘政委和梅嘉生一同来到陶勇办公室，可能也是询问下午常委会的事，刘永久见首长们有事商量，就主动告退。陶勇缓缓站起来，依然是忧心忡忡的样子。就这几天的时间，刘永久突然感到司令员苍老了许多。过去，在烽火连天的战场，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或是乘舰在汪洋大海上指挥作战训练，他总是指挥若定，从容不迫，时常听到他幽默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然而在这时他担心部队被搞乱，满怀焦虑和忧愤，再也笑不起来了。他一边和刘永久握手一边说：“你回去吧，把刚才讲的几件事研究一下。”
刘永久走后，陶勇和刘政委、梅嘉生研究起工作。吴淞码头还很乱，决定派舰队副司令饶守坤和参谋长谢正浩到吴淞码头工地，向施工队的群众做说服工作。下午的常委会不开了。
约12时40分，陶勇提着皮包到司令部办公室值班室，对正在值班的蒋圣功说：“客人走了，我到后面去休息一会儿。有什么事情到那里去找我。”
说完，他步出办公楼，慢步向招待所走去。
招待所离那幢军舰似的办公楼不远。后楼105房间是专为陶勇准备的。他午后经常到那里去休息，遇有战事他不回家，一般也住在这里。招待所里的工作人员他都很熟悉，经常和他们开开玩笑。服务员给他打开了房门，陶勇进去躺了一会儿，觉得头皮发痒，就想找理发员周妙基给他洗一洗。这是他的老习惯，一遇上头痒总要理理发，吹吹风，以此止痒。其实四天前他刚理过发。休息了一会儿，大约2点，他走出房间，在楼旁的花园散散步。看见有花匠在打扫花园，他就走过去，和他们说话，问问都种的什么花。这时，他看见招待所长在前面走过，就叫住他，让他找理发员。那天正是星期六，是舰队大院澡堂开放的时间，因为人多，去晚了得等座位，一些勤杂人员往往一到下午就赶去了。周妙基当时正在澡堂洗澡，听说首长要理发，冲了两把就出来穿好衣服，找到所长，一起来到招待所。走到后院花园时，哪里也找不见陶勇的踪影。
走到一口浇花井时，所长朝里望了一下，大惊失色：“陶司令跳井啦！”
他一喊，在场的花匠和理发员急忙跑过来，朝井里看。这口浇花井直径很小，只能容一个人钻下去，水也不深，只见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
老花匠俯下身子就够到了水里的人。他用力一拉，看清果真是陶勇。另外两个人上来帮忙，一齐使劲，把陶勇拉了上来。所长赶紧跑去打电话。
保健医生程心培闻讯，带着两名医生，立即奔向招待所，舰队门诊部离得招待所很近，几分钟就赶到了。陶勇的两位老秘书苏荣和沈旦华听到消息，也从办公楼一口气跑到现场。医生们把陶勇抬进105房间，做人工呼吸，进行抢救。
在给医院打电话的同时，两位秘书检查着首长的衣物。他们发觉，刚从司令员身上脱下的丝绵背心还没有完全湿透，项背处还是干的。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文件，边上湿了，里面也是干的，这都说明陶勇落井时间不长。
一直到救护车赶到，所有的抢救手段都没有发生作用，几分钟后，救护车开到海军四一一医院，抢救仍然无效。
就这样，一个身上被敌人子弹多次击伤都没有带走的顽强生命，在一瞬间却被一口深不没顶、宽不及肩的水井淹没了。
正是隆冬季节，那一天上海很冷，天很阴，好像要下雨，但又无雨，像一个欲哭无泪的老人。
更令人吃惊的是，陶勇尸骨未寒，东海舰队就有位政委出来宣布：“陶勇一贯好胜。这几天，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
同时，由这位领导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很快，李作鹏以海军党委名义，向海军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