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刊登在《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上。文章的主要内容是针对W.L.Smith一篇文章中的论点的。cīnī在印度的一些语言中有“白砂糖”的意思，而这个字的本义是“中国的”。这就说明，印度的白砂糖，至少是在某一个地区和某一个时代，是从中国输入的，产品和炼制术可能都包括在里面。然而，Smith 先生却坚决否认这一点，说中国从来没有把白砂糖输入印度。他说出了许多理由，却又自相矛盾，破绽百出。他的论点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针对Smith先生的论点，我的论点是：中国的白砂糖确曾输入印度。输入的地点是印度东部的孟加拉，输入的道路是海路。至于输入的时间，则问题比较复杂。我经过一番考证，得到了这样的认识：中国的明末清初，也就是公元16、17世纪，中国的炼糖术在从13世纪起学习埃及或伊拉克巴格达的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国的白砂糖大量出口。至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白砂糖也从泉州登船，运抵印度的孟加拉。这是从中国到印度来的最方便的港口。时间还可能更早一些。这就是cīnī这个涵义为“白砂糖”的字产生的历史背景。
论证是完美无缺的，结论也是能站住脚的，然而并非万事大吉，它还是有缺憾的，而且是致命的缺憾：它没有证据。实物的证据不大可能拿到了，连文献的证明当时也没有。我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最近写《明代的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翻检《明史》，无意中在卷321《外国传》，榜葛剌（即孟加拉）这一节中发现了下列诸语：
官司上下亦有行移医卜阴阳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也。
我眼前豁然开朗，大喜过望：这不正是我要搜求的证据吗？地点是孟加拉，同我的猜想完全符合。这里的“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紧接着就说“皆前世所流入”，是从前从中国传进来的。“百工技艺”，内容很多。但从各方面的证据来看，其中必须包括炼糖术，是没法否认的。有此一证，我在前文中提出的论点，便立于牢不可破的基础之上。
到明初为止，中印文化交流可能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印文化已经有了交流。到了明成祖时代，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孟加拉成了交流的中心。这从当时的许多着作中都可以看到，比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等。从明代的“正史”《明史》（清人所修）也可以看到。从《明会典》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这些书谈到孟加拉（榜葛剌），往往提到这里产糖霜，有的还谈到贡糖霜。
从表面上来看，白砂糖（cīnī）只不过一个微末不足道的小东西，值不得这样大做文章。然而，夷考其实，却不是这样子。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人，都感到一个困难：既然讲交流，为什么总是讲印度文化如何影响中国呢？印度学者有的甚至称之为oneway traffic（单向交流）。中国文化真正没有影响印度吗？否，绝不是这样。由于印度人民不太注意历史，疏于记载，因此，中国文化影响印度的例证不多。我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力矫此弊，过去找到过一些例证，已经写成文章，比如《佛教的倒流》等就是。我这样做，绝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想同印度争一日之长，而完全是出于对科学研究的忠诚。科学研究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追求的是客观真理。
cīnī问题就属于这个范围。所以继前一篇之后，在得到新材料的基础上又写了这一篇。
1993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