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了他们的介绍后，就对叶群讲：“叶主任，这个安排恐怕不行，这里的部队是有警卫任务的，现在人员也很紧张，如果警卫工作出了问题，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另外我们也有规定，动用这么多的干部去执行任务，是要报批的。”他们听我这么一讲都不讲话了。
我又接着说：“现在要我管一管还可以，以后回北京我也顾不过来。”
林立果插话讲：“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北京给你一部车，北戴河也给你一部车，海军在秦皇岛有一个机场，每天都有往返北京的飞机，你随时可以用。”
我说：“汽车我们有。既然有飞机作保障，我来回跑一跑是可以的，关于人的问题，还是请示一下张耀祠同志，请他再派人过来执行首长这个试点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叶群讲：“关于人员的问题，我去同东兴同志讲，你这还有问题吗？”
我说：“我这里没有问题了。”
林立果问：“现在，你这里能派几个人？”
我说：“最多也就四五个人。”
林立果说：“那就先派五个人过去。首长还要你去给民兵讲一讲《为人民服务》。”
就这样，我们派了五名干部去丁庄搞“副统帅”试点工作。
第二天，我派了几个干部去丁庄训练民兵。可是叶群和林立果从那天之后，就再也不过问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民兵试点到底要搞个什么样子。叶群答应从北京要人的事情，她又不去办，再加上警卫任务又重，我就把派去的人员都给调了回来，我也没有去丁庄给民兵讲《为人民服务》。到了9月份该回北京了，叶群和林立果也没有再提搞试点这件事情。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省的庐山上召开。8月20日，作为党的副主席林彪，在大会开幕式前从北戴河飞到庐山，住进新一号别墅。根据警卫工作的需要，我也随林彪的专机离开北戴河上了庐山，负责林彪住地的警卫工作。
由于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庐山的外围的警卫工作是由江西省军区负责，我也只负责林彪住地的警卫工作。虽然任务不重，但我也很少出去走动，只是在林立果的邀请下，我们警卫团的人和林办的工作人员在庐山上转了一圈。
董必武副主席的警卫参谋是警卫一师四团出来的干部，有一天在全会休息时间，他给我打电话讲：“古副师长，董老要写副字送给你。”
我问：“董老为什么要给我写字？”
他讲：“刚上庐山时，我把在庐山上见到你告诉了董老，说：‘我们警卫一师的老首长也上庐山了。’董老记住了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跟他散步时，他对我讲：‘今天下午叫你老首长过来，我给他写副字吧。’副师长你下午两点钟过来吧。”
我说：“好啊。”
我虽然答应去，但还是因为有事没有去成。“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朱老总和董老频繁出来在大会堂接见外宾。
在一次董老参加外事活动后，这个参谋还是把我拉到董老跟前，把我介绍给董老。董老笑着握了握我的手，之后我们又一起照了个像。
其实我在长征路上就认识董老了，进城后董老的住地警卫一直也是由警卫一师四团负责，我也经常去他那里检查警卫工作。1978年第五届政协全会上选小组长时，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指着我讲：“组长让他当，长征路上我们照顾他们这些小鬼，现在我们老了，他们应该照顾照顾我们这些老太太了。”坐在旁边的何连芝大姐笑着对我说：“长征路上我们是四方军，你是和董老在一起走过来的，你那时还是个小鬼。”我说：“是的。”就这样我又当了这个小组的组长，为这些老同志服务。
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9月6日结束，林彪和叶群在9月7日早上离开庐山，经九江机场乘飞机到北戴河，我也随专机返回。在飞机上空军的参谋长还准备了午饭，吃完饭后没有多久，就到了北戴河。
林彪在北戴河又住了11天，于9月18日回到北京。在回北京的专机上，林彪派人把我叫到他的座舱里，林立果也在这里。林彪首先对我在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示感谢。随后，他又问了我的经历和文化程度等情况。我说我从红军时期到延安，再到北京，都是搞警卫工作。最后我又告诉他：“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在家读了几天私塾，在延安党校和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由于任务多，所以几次上学也没有很好地学，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林彪说：“现在小孩子们的文化比我们要高。”最后，他又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我就离开了他的座舱。
回到北京没有多久，叶群打电话给汪东兴说：“古远兴年龄比较大，不太适合在这里，是不是让他回去？”汪东兴说：“你们不用就让他回来吧。”就这样，我离开了林彪处，不再负责林彪的警卫工作了。
从林彪那里回来之后，我也产生了一些想法，我认为在林彪那里的工作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们为什么把我退了回来？在我这一生中，别人调我，我不去的事情有过，但是让人给退回来的事情还真没有过，所以我想回卫戍区。
有一次在大会堂，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同志从总理那里出来，我迎了上去，对他讲：“吴司令，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是不是可以归队了？”他先是愣了一下，可能是在想什么任务，然后他笑了，看样子他明白我所说的任务就是我带部队调警卫团的事情。
他说：“好嘛，那你就回来吧。”
后来，我又同卫戍区管干部的陈杰副政委提起过想回卫戍区的事情。陈副政委对我讲：“你回来吧，现在调动也没有那么复杂了，不要报军委批了，卫戍区定下来，报总政备个案就行了。”
这之后，陈副政委在一次卫戍区首长开会的时候同吴忠讲：“老古想回卫戍区。”
吴忠说：“回来吧，老同志啦，我要。”
很快陈杰告诉我：“调动的事情我同吴司令讲过了，他同意了，你办吧。”
就在我准备给张耀祠和杨徳中写报告调回卫戍区的时候，“九一三”事件发生了，后续又有事情发生，大会堂的警卫工作很忙，也就没有再顾上这件事情。
在这期间，陈杰问过调动的事情，我对他讲：“等等再讲吧。”就这样，卫戍区也就没有回成。
“九一三”前夜的人民大会堂
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一会儿从福建厅出来到东大厅，过了一会儿又回去；后来他又出了大会堂，不长时间又从外面回到大会堂。到了夜里，总理又在东大厅召集会议。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由于总理召集中央政治局的首长开会，我在北大厅安排警卫工作。这时纪登奎同志从我身边走过，突然他回过头来问我：“情况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就“嗯”了一句。
他问：“到哪里了？”
我说：“不清楚。”
他问：“去哪个方向？”
我又说：“不清楚。”
就这样，纪登奎不停地问，我是又嗯、又啊、又不清楚地答着。我们来到了东大厅，总理在里面的房间里。纪登奎站在那里，好像是在对自己讲话，又好像是在对我讲话，我又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说：“不清楚。”
他可能以为我知道林彪出逃的事情，我说的“不清楚”，他误会是不清楚飞机飞到哪里，去什么方向。而我说的“不清楚”，是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我们两个人答非所问的时候，杨徳中从里面走了过来，他看见我，就问：“老古，你怎么在这里？”
我说：“是他带我来的。”
这时纪登奎才反应过来，非常警觉地问：“怎么样？没有问题吧？”
杨徳中说：“没有问题，是位老同志。”
我和杨徳中出了东大厅，在门口我问他：“今天晚上怎么啦，人都那么紧紧张张的？”
杨德中小声说：“林彪坐飞机跑了。”
我问：“跑哪里了？”
杨德中说：“往北。”
我说：“林彪要坐飞机出去，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搞那么紧张干什么？”
杨德中说：“他的飞机往北飞，已经飞出了国境。”
他刚说完，我就愣在那里，感觉事情真的是非常严重。最后杨德中又说了一句：“不要乱讲，注意纪律。”说完他急匆匆地走了。
后来，毛主席也来到了大会堂，我们也和首长一样，一晚上没有休息。
周总理在后来的几天里，一直在大会堂处理“九一三”事件。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发生在1972年10月30日早上。一群老太太在广场上散步，看见一些工人在拉走国庆节期间花坛里的花。她们看见装车的工人像装垃圾一样往车上装花，就上前去问：“这些花你们是不是不要了？”答复：
“是。”这些老太太就说：“你们不要了我们能不能挖走？”工人讲：“可以，你们挖吧。”就这样她们就开始挖花。
这些老太太都住在附近，回家后，其他居民就问她们花是从哪里来的，她们说：“是天安门广场上的花，人家不要了。”这下可就传开了，老百姓拿着工具、推着小车，都到天安门广场上来挖花，而且人越来越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天上午，周总理刚参加完一个活动后，在回西大厅的路上，听到几个服务员在议论。当周总理听到“不像话，也没有人管”等言语时他停了下来，问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服务员说：“很多群众在广场抢花呢！”
周总理问：“也没人管一管吗？”
服务员说：“是啊，也没有人来管管。”
周总理说：“怎么搞的没有人管呢？去，把古远兴找来。”
我来到周总理办公室后，周总理问：“广场上群众在抢花，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知道。”
在这之前，早上在东门外执勤的战士向值班室汇报了这件事，我派了一名干部穿便衣到广场上去了解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讲：从一些捡花的老太太那里了解到，那些是主办单位不要的花，她们才挖走的。
当我告诉周总理我知道后，他先是看着我，而后又问我：“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派人去管一管啊？”
我说：“广场不是我们的防区呀。”
总理问：“那是谁的防区。”
我说：“是卫戍区他们管。”
这里要讲一下，北京的社会治安巡逻任务，刚一进城就是公安部队负责，公安部队撤消后，连部队带任务一起交给了卫戍区，所以天安门广场上维护社会治安任务就是卫戍区负责。
总理听后，指示我：“你通知吴忠到我这里来。”
我正要转身准备去值班室给吴忠司令员打电话，总理把我叫住说：“你不要去你那里打了，就在我这里给他打电话吧。”我拿起总理桌上的“红机子”，这是总参一号台的直拨电话。
话务员问道：“首长，您要哪里？”
我说：“要卫戍区吴忠司令员。”
等了一会儿，没有接通吴忠办公室，却接通了卫戍区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首长，我是卫戍区值班参谋，吴忠司令员下部队了，不在机关。”
我告诉总理：“吴司令不在他办公室，下部队去了。”
总理说：“问他们哪位首长在？”
我又问值班参谋：“你们哪位首长值班？”
对方回答说是黄政委。周总理知道黄作珍在卫戍区后，说：“叫黄作珍来。”
当我通知完卫戍区值班参谋后，离开了总理办公室，来到大会堂北门一道门和二道门之间的大厅内，接黄作珍政委。
我和黄政委是老相识了，由于我的爱人李纶和黄政委的爱人杨芳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友，所以黄政委在北京军区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我们就相互往来，有时也互相开个玩笑。
我看见黄作珍来到大会堂北门时，不知是因为见总理紧张，还是因为赶时间从车道到大门这段台阶跑上来的原因，总之他脸红红的，都是汗。他手里拿着帽子，军装上衣的扣子也没有系。我看到他这个样子就迎了上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黄政委你怎么才到呀？总理催问了好几次。”
他一边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一边问：“老古呀，总理有什么事情，这么急找我？”
我忍着笑，故作认真的样子说：“哎呀，总理找你有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啊。”
黄作珍听我这么一讲更紧张了，手里拿着军帽快步往前走。我在后面跟着说：“黄政委，你手里的帽子。”他把帽子刚戴好，我又告诉他：“还有你的衣服扣子没系上。”
一般接触过总理的首长都知道，总理对着装要求很严，如果不按要求着装会受到总理的批评。黄作珍听到我说的话后，他在总理办公室门口系好了上衣的扣子，又整理了一下服装后才进去。
不大会儿工夫，黄作珍就从总理的办公室走了出来。他出来时轻松的样子和进去时判若两人。我迎了上去，还没有等我问，他就说：“你这个老古，像这样的事情，你在电话里同我讲一下就行了嘛，还非要总理找我。”
我笑着说：“你这个黄政委，总理要见你，我哪能管得了嘛！”
他说：“我进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嘛！”我听后大笑了起来，黄作珍也笑了起来。
他又说：“你这个老古，就是故意整我。”
我又讲：“你不是也整了我一次吗？”
他问：“哪一次？”
我讲：“有一次，李纶带着小孩去你们家找杨芳。你看见她们就告诉我的小孩子：你爸爸丢了吧。李纶问你，你还不告诉她。她回到家里就打电话找我，找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我，最后把电话打到了警卫值班室，值班参谋又告诉我，说你们家里出事情了，你回去看一看吧。那段时间大会堂事情多，我很少回家，听他这么一讲，我赶快回家。我一进门李纶就问：‘你不是丢了吗？’我问她，听谁讲的。她说是你告诉她的。我就告诉她，是黄政委在整我。我就把在清华大学被围的事情告诉她。我同她讲完后，又急急忙忙赶回大会堂。你说，你是不是在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