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经官场的李鸿章自然知道马相伯的意思，也很明白中国和朝鲜的问题所在。但是，同样的，他对这一切无能为力。李鸿章一声叹息，告诉马相伯：“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它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即朝鲜）？”
马相伯没有想到，李鸿章居然是这么看待中国的政局。他迷惑了，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拯救国难的想法受到了沉重打击。以权倾朝野的李鸿章都做不到的事，他又如何做到呢？心灰意冷之下，马相伯决定淡出官场。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马相伯曾经游历过牛津、剑桥等英国名校。从欧美回国之后，他产生起了创办一所能与西方名校媲美的中国新式大学的想法。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遂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这一年，马相伯已经年过六十。
但是，教会在接受了马相伯的捐助之后，却没有马上办学。这个时候，执教南洋公学的蔡元培前来向马相伯请教。蔡元培希望向马相伯学习拉丁文，他觉得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基础。马相伯却觉得，拉丁文已经是一种“老古董”，建议蔡元培学些英语就可以了。
蔡元培却求知心切，每天都要去恳求马相伯。马相伯看蔡元培如此向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能够成为马相伯的学生，蔡元培很激动，他从学校里选拔了二十四位优秀学生和他一起去学习。
1902年底，南洋公学二百余名学生为反对学校压迫，集体退学，他们请蔡元培组织“共和学校”，继续学习。而这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因为马相伯教授拉丁文的成就慕名来到上海。在这种情况下，马相伯决定创办新式学院，将学院名定为“震旦”。1903年建校，地点在上海徐家汇。
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在创立震旦之初，便按照自己对高等教育的理解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首先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其次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他在办学方针中强调了三点：
一是注重文艺，二是崇尚科学，三是不谈教理。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加入到学校管理的第一线，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参与到民主自治之中。
虽然震旦是一所教会支持的学校，马相伯却在院章里规定，学校不谈宗教。
而且，马相伯希望学生专心学业，不谈政治。
在马相伯个人魅力的吸引下，当时有众多有志青年入学震旦，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便是在这个时候辗转进入震旦。于右任1904年曾赶赴河南开封参加会试，这时他洋溢着反清激情的诗篇《半哭半笑楼诗钞》问世，引起清朝恐慌，遭到通缉。马相伯从上海《申报》上，看见关于于右任的通缉令，很担心，当打听到于右任正困处在上海同乡吴仲旗家中，便招于右任到震旦，并决定免除他一切学膳杂费。于右任入学震旦时，马相伯为避免当局找麻烦，嘱他改名“刘学裕”（留学于的谐音）登记注册，从此，于右任列马相伯门下，并很快成为马家的常客。
当时，在日本东京的一代大儒梁启超，听到震旦学院成立的消息，十分高兴，写了《祝震旦学院之前途》文章：“吾闻有震旦学院设，吾喜亦狂。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亦狂，该学院总教学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美、法、意文字也。吾祝震旦学院万岁！”
教会原本没想这所学校能办成什么样子。几个月之后，他们看到在马相伯的主理下，震旦发展得蒸蒸日上，便想改变学校的性质，将这所学校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1905年初，教会甚至威胁马相伯，他们将不再派教士为学院讲课，并且要挟马相伯，如果他不让出学校的管理权，教会将和清政府一起来学院抓捕反清学生。无奈之下，马相伯做出了让步。
听闻马相伯被教会驱逐，震旦的学生愤怒了，132名学生中有130人签名退学，震旦学院的校牌也被学生们带走。
不久，沪学会推举马相伯为会长，召集离校学生们商议复校。在当时的两江总督的支持下，马相伯借用一个空闲的衙门作为学校，请众多社会名流来做校董，发表了《复旦公学募捐公启》，正式开始学校复建。学校定名为“复旦”，既深含“光复震旦”之意，又寄托了马相伯等人对国家未来的美好祝愿。古诗《卿云》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就是复旦的文化底蕴。复旦创立之后，一切仍仿照震旦旧制，且更将其发扬光大。马相伯在师生的一致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此外，他还自告奋勇，以66岁之高龄亲任拉丁文和法文教授。
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开学，这就是今天复旦大学的前身。学校仍然和以前的震旦学院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在马相伯的要求下，复旦公学继承了震旦学院重视演说的传统，每周日上午学生们都要轮流上台演讲。复旦的毕业生中因此涌现出众多演说家和政治家。
马相伯后又与清朝皇族后裔英敛之一起创立了北京辅仁大学。1912年，英、马二人以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的身份，共同撰写了《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其与马相伯手创震旦学院的理念十分类似，受到马氏的大力支持，最终两人携手，“北京公教大学”终于得以顺利开办。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英文校名未变）。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应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为“私立北平辅仁大学”。
“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窃据了大总统之位。袁世凯在尚未发迹之时，曾经受过马相伯的“指点”，因此对马相伯感激不尽，这个时候便请马相伯来做他的最高顾问。
袁世凯心中有挥之不去的皇帝梦，便有意无意地对马相伯说：“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
马相伯知道袁世凯想做皇帝，便告诉他，如果他认为磕头请安才算敬事长上，这样就能够安邦定国、平治天下的话，自己愿意每天早晚叩拜一次，以作天下的表率。在这样的回答下，袁世凯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儿子宴请马相伯，再次征求马相伯的意见。马相伯很明确地告诉袁世凯的公子，复辟帝制一定会遭到国民的反对，在国际上也不会得到支持。
袁世凯最终一意孤行地选择了登基称帝。不到三个月，在全国的唾骂声中，袁世凯病逝。在袁世凯称帝前，马相伯返回上海，开始了隐居生活。虽然已经年岁很大，他仍然饶有兴致地开始学习书法。然而，多灾多难的中国没有让这个老人过上几天安定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泣告青年书》、《国难人民自救建议》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不忍人会，号召为抗日将士劝募义捐；与章太炎、宋庆龄等人一起声讨国民党当局的腐败；亲自致信蒋介石，营救沈钧儒、沙千里、邹韬奋等“七君子”出狱。他不顾自身衰颓，多次在民众中和广播电台发表演说，号召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呼吁社会“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因而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和“爱国老人”。
1935年10月5日至12月21日，记者王瑞霖在上海采访了97岁高龄的马相伯，先后分60余次，共为67篇。文章保留了老人口述的语气，轻松自然，庄谐杂出，并且每篇都记下了口述的日期，以示郑重。马相伯横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民国，经历或参与过晚清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他青年时曾亲见忠王李秀成在教堂祈祷，他又在李鸿章手下办洋务，任驻朝政府赞仪、驻日公使参赞、神户领事，也曾出任南京都督府外交司司长、代理都督、中华民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特殊经历为他的着述提供了丰富内容。
随后，这部作品以《一日一谈》为题，连续刊发于天津《益世报》。1936年初由上海复兴书局出版了《一日一谈》单行本。与马相伯的《致知浅说》、《拉丁文通》、《五十年之世界宗教》、《马相伯先生文集》等学术着作相比，这组随笔短论显得很突出，是臧否人物、记录历史、研究作者生平及其思想的重要窗口。
一些有关人物性格、细枝末节的描写，只能从这类掌故随笔中略见一二，正史文本里是看不到的，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一日一谈》里谈及了慈禧、李鸿章、溥仪、袁世凯、丁汝昌、张之洞、郑孝胥、蔡孑民、胡适等，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一日一谈》每天都在报纸上向人们讲述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亦庄亦谐，妙趣横生。连续刊登了两个多月，“市井争传，一时洛阳纸贵”。
抗战浪潮中，有两位爱国老人张一麟与李根源曾发起创立“老子军”，在当时传颂一时。他们在报刊上公开发布关于“老子军”的成立宣言与规则草案等。《宣言》主要宣布“老子军”的成立原因与目的意义，《规则》草案则包括宗旨、组织、目的、军制、职务、资格、奖励、惩罚等11项，写得较为详细具体。在《组织》一项中说，“老子军”是全国性的组织，全国各省市的老年男同志，皆可自由参加。在《目的》一项中说，“老子军”以敢死为目的，凡青年不必牺牲者，则“老子军”当代之。在《军制》一项中说，“老子军”成员，满60岁以上者为合格，未满60而在55岁至59岁者为预备军，50岁至54岁为续备军。在《职务》一项中，规定“老子军”主要担任如下职务：燃点雷管之发动机关、与敌人拼命而不得生还者；破坏敌人之重工业、军械，须与之俱毙而不得生还者；凡一切不用膂力而决死者；制裁土豪劣绅汉奸之卖国害民者等。
“老子军”的《宣言》与《规则》草案在报上公布后，张一麟与李根源等人就开始正式组建“老子军”，他们商推已经98岁高龄、德高望重的爱国老人马相伯为“老子军”的军统（即总司令），张一麟为副军统，又推选曾义捐百万元作抗日经费的云南古稀老人李恒升为军需长（即后勤部长），李根源则为参谋长。
98岁的马相伯挂帅，如此高龄的总司令着实世所罕见！
筹组“老子军”的消息在各大报刊载后，立即在全国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广大人民为之鼓舞，老年人喜形于色，纷纷来电来信要求报名参加，青壮年也受到激励，连妇女儿童也热烈响应。抗日爱国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
1937年9月中旬，此事传到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于9月16日致电张一麟，一方面称张一麟等人“创设老子军，壮气磅礴，足以振励国人”，“登高之呼，懦夫立志，国家固已受赐不浅矣”，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军事组织，贵在严整，军事名称，未可轻用”，明确阻止成立“老子军”。这样“老子军”遭遇难产，未能建成，终成憾事。
随着中国的国土不断沦陷，国民党政府将马相伯一路向南护送，准备把他辗转送往重庆避难。由于身体状况不好，马相伯到达越南谅山的时候，便无法继续前行。1939年4月6日，是马相伯百龄大庆的日子，全国各大城市都召开遥祝大会，各大报纸都有专论祝寿，国共两党都发去贺电。中共中央的电文是“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向以宣传明星美女着称的上海《良友》画报，这期也将马相伯的肖像作为纪念封面。马相伯亲自撰文一一作复：“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溘然长逝，享年100岁。噩耗传出，举国哀悼。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联名发唁电：“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遽归道山，老人星暗，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同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
新中国成立后，英灵归故国。1952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到越南谅山迎回马相伯的灵柩，将他安葬于上海西部的息然公墓。1984年，在马相伯逝世四十五周年之际，上海政协又将马相伯的坟墓迁至宋庆龄陵园。
逼孔祥熙纳税的“民国第一清官”
民国时期，有一位官员十分耿直，不畏权贵，敢于碰硬，他骂过孙科，打过戴季陶，羞辱过陈果夫，冒犯过汪精卫，向邵元冲摔过藤椅，顶撞过林森，逼孔祥熙纳税，并因孔祥熙克扣铁道部的协助款而将大墨盒向孔祥熙头上掷去……他就是曾任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负责人、孙中山秘书、湖北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南京市市长等职的石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