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让位袁世凯之谜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正在美国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他在给华侨郑泽生的一封信中写道：“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此信发出，短短两个多月，他这高瞻远瞩的预言就在湖北实现了。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革命义旗插遍黄鹤楼头、龟蛇山下。第二天，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向清王朝宣告独立。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绵延2000余年的专制皇权制度。
孙中山是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在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其后，许多外国报纸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其中有篇报导甚至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孙中山对湖北新军的活动并不知情，也没有策划湖北新军起义，但起义将士把他奉为精神领袖，把他视为“革命之北辰”、“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的崇高声誉并非偶然，而是他艰险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受到全国民众普遍崇敬的结果。
从1895年起，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策划、组织、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就有10次之多。例如广州起义（1895年）、惠州起义（1900年）、萍济醴之役（1906年）。1911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黄花岗之役，离武昌起义还不到半年。孙中山领导的起义虽然十起十落，但是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慷慨悲歌，英勇就义的英雄形象，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反清斗志。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但是人们不能不承认，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十多年来革命宣传鼓动和革命起义暴动所结出的丰硕果实。事实上，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即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全国各地奋起响应，以共和代替帝制。仅仅一个多月，全国24个省就有14个省宣告反清独立，剩下的10个省革命烽火四起，清朝统治岌岌可危。
革命党人翘首盼望孙中山回国，孙中山也极想返回祖国，然而他意识到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断绝清朝后援实乃当务之急。于是他推迟归程，前往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向清朝政府提供巨额贷款进行交涉。经过孙中山的努力，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朝政府。这一外交活动，无异釜底抽薪，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沉重一击。
孙中山后来在他的回忆革命经过的文章中说，当时他如果经太平洋回国，二十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在英国的外交斡旋成功后，孙中山又从英国到法国，然后登轮回国。12月25日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孙中山抵达上海时，受到黄兴、陈其美以及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
当时报界盛传孙中山从欧美借得大宗贷款来支助革命军。孙中山到达时，记者蜂拥而上，纷纷询问：“您这次带来了多少钱？”孙中山淡淡一笑道：“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孙中山回国消息传开后，全国许多团体和美洲的同盟会员，纷纷致电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吁请选举孙中山为总统。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开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全体代表连续三次高呼：“中华共和万岁！”
消息传出，国内外贺电雪片般飞来，“为日盈尺”。安徽、福建、南京等地，有的万人集会，有的提灯游行，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当晚11时，紫金山下欢声雷动，石头城里华灯齐放，绚丽的焰火冲天而起。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誓词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短短3句话81个字，言简意赅。
孙中山等人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代表汉、藏、蒙、回、满——当时的五大民族）﹐并建立了中央政府机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谁也没有料到，1912年4月1日，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事件，绝大多数的革命派和立宪派都深为拥护且为之欢欣鼓舞，只有当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逐步昭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愚昧。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进行反思：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呢？这一问题曾困惑过许多历史学家。
不少专家曾作过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孙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当时国际和国内因素错综作用的结果，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其困难。南京政府刚成立后，就不得不呼吁说：“中央财政匮乏已极”。它不可能从各省得到财政上的任何支援。当时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
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南京政府在1912年1月8日发行一万万元的“军需公债”，所得无几。）在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好向外国借债，但外国的银行并不认为南京政府有借债的资格。为了供应军队的粮饷（这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出），陆军总长黄兴“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经过上海的资本家，南京政府才向日本大仓洋行借到了250万元。到了1912年2月底（这时清朝皇帝已经退位，南京政府即将结束），袁世凯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得到了五百万元的借款，而将其中的二百万元交给南京政府，作为维持费用。南京临时政府为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只能求救于张謇等人，甚至弄到只好分润袁世凯从外国借来的钱这种地步，这样，它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其次，同盟会组织涣散，内部矛盾重重。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盛酒和装肉的器具，代指宴席）之间”。他希望通过外交活动，断绝清政府的后援，来一个釜底抽薪。结果，他没有立即回国。这一招棋孙中山没有走好，他没有及时给革命党人以具体领导，也没有考虑革命政权如何建设。他在国外时，就已经听到一种舆论，即如果争取到袁世凯拥护共和制度，可以让袁出任民国总统。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尽早实现革命目标，只要推翻清政府，废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凯出来当总统，也未尝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面对着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会议通过的“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决议，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仍然笼罩着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汪精卫曾行刺摄政王被捕而没有砍头，袁世凯在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所以汪精卫从清朝监狱出来后，立即主张“南北议和”，并派人到武汉说服黎元洪和黄兴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汪精卫还盛赞袁世凯“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为了逼迫孙中山让位，汪精卫甚至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黄兴也对袁世凯存有幻想，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他在信中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拥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孙中山自己也认为清政府统治的结束就是革命的成功，他只求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自己去以实业救国。
再次，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致使众望所归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清末，袁世凯被普遍认为是“治世之能臣”，李鸿章临终前保荐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奠定了其在政坛上的显赫地位，成为继李氏之后，左右晚清政坛的权臣。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着，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他曾被放逐回到老家，但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又为其复出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和反对革命的人们都寄厚望于他，称他是拯救局面的不二人选，希望他能“再造当年曾李之奇功”。逼退清帝后，袁世凯的个人声望更是达到极点，人们普遍称其为东方华盛顿、拿破仑，认为他立下了“千古之奇功”。再加上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这些都是人们普遍看重袁世凯的原因。
另外，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也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其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辛亥革命后，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以为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殊不知那是革命党人一厢情愿的事。在武昌起义的枪炮声中，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为维护自己的侵华权益，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指出：“如果列强不欲担负使北京政府瘫痪的后果，袁世凯必须得到支持，因为只有他是稳定的保障。”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
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们积极策划南北和谈，提出所谓“非正式照会”，压迫南方向袁妥协。
帝国主义看中的是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集结于我东北北部，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
孙中山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后来终于认识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
阎锡山是如何当上山西土皇帝的？
从清末到历史拐点的1949年，华夏大地上“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色军阀、政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统治大多很短命。在众多短命军阀中，就有这么一位实力派，执掌山西38年，始终屹立不倒，大权从未旁落。其间虽然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有过短暂一段时间“下野”，但事实上山西的军政大权仍然由其遥控。
他就是长袖善舞的阎锡山，是民国军阀中唯一的“不倒翁”。那么，阎锡山是如何当上山西土皇帝的呢？
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9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为了生计，阎锡山在太原做过清军中的伙夫，当过店员，吃了不少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