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楼小招待所是纳西姑娘双桂金负责，主楼是肖菊清负责。当时招待所的所长秦九山，是从四十二师转业的干部。后勤管理员就是我，我的前任为和琼（纳西族）、杨树青（白族）。传闻因经济问题，和琼自杀，杨树青被开除回家。四个炊事员，大厨是四川人王德龙。洗澡堂三人，有美丽的姑娘杨金满。理发员一男一女。
1968年8月7日，丽江专区革委会成立。我们相关人员在丽江大礼堂门口照的成立大会留念照片还保存着。柱子上的标语写道：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时代的印记，时代的特点，在照片上直白地表现出来。
雪山风骨丹青手周霖
画家周霖，是一代大师。周霖字慰苍，纳西族。我与周霖认识，那时他是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副县长，穿着长袍，衣着朴素，风度儒雅，留着几缕美须。我工作之便，几次慕名拜访，想送一些稀缺食品如奶酥油等东西给他，都被他拒绝了。
1964年在北京举办了周霖画展，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好评。我那时年轻，不懂字画，以周先生的人品，我索求片纸，先生应该会给的。周先生跟我说过，他给过陈毅元帅字画。
我回陆良工作后，“文革”余音已尽，可惜一代纳西画魂周霖不幸病逝。
后来，我才知道周霖的兄弟周善甫是个有名的纳西学者，一代国学大家。早些年我拜读过他写过的《春城赋》，“美哉昆明，爽适无伦！……杜鹃遍林壑；报春漫天涯。……美哉昆明，爽适无伦！”
玉龙雪山下的“对台戏”
在大研镇，云南京剧院与上海市京剧院唱过一台对台戏。
为了庆祝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成立，云南京剧团是邀请来的，上海京剧团是自动来的，两团都住在专署招待所，上海团在先，云南团在后。
当时上海京剧院一位着名花旦与小生唱了《画中人》，就是在大礼堂演出，很受欢迎，可惜演员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时云南京剧团在丽江歌舞团剧院唱，没有上海京剧院在丽江大礼堂唱得红火。云南方面为改变被动局面，再从昆明请了云南京剧院花旦韩馥香、钱美云等人到丽江。解放前，韩、钱在昆明祥云大戏院唱京剧。当时上海、云南两家各自都将自己的拿手好戏上演，热闹非凡，轰动一时，两团对演，成了丽江的一段佳话。我记得上海京剧旦角一枝花，唱功也确实了得。上海、云南两家的演出盛况空前，使丽江观众大饱眼福。
韩馥香、钱美云等几个主要演员感谢我对她们的热情招待，主要是多吃了几餐肉。回昆明时，她们主动敬我酒，名人敬酒，我又惊又喜。现在说起这事，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1961年4月10日，丽江县改设为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那天的照片我也保存着，大门首彩旗飘飘。
闹花灯的人
花灯是活跃于滇省的戏种。比如京剧于北京，秦腔于秦岭大地，花鼓戏于湖南，黄梅戏于安徽。
唱花灯的人到时，没有唱，也没有露面，只为静养和躲避流言蜚语，在招待所住了几天。
史宝凤如今被誉为“花灯皇后”，是江苏南京人，云南花灯名家。20世纪50至60年代前期，陆续主演过《红葫芦》、《孔雀公主》、《探干妹》、《老海休妻》等花灯剧目，以其唱法极佳、声情并茂的表演，塑造了一批柔中带刚的女性人物形象。
享有“花灯王子”美誉的袁留安，1932年出生于昆明东郊农村。1950年正式进入昆明人民花灯剧团。他博采众长，先后向京剧大师程砚秋、滇剧老艺人罗香圃、赵吟涛、竹八音，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关肃霜等名流学习，并吸收花鼓戏、黄梅戏、豫剧、秦腔、川剧等剧种的元素，融入自己的花灯表演艺术中，塑造过众多人物形象，如《红葫芦》中的王小郎、《依莱汗》中的岩温、《探干妹》中的干哥、《十五贯》中的况钟、《洪湖赤卫队》中的刘闯、《老牛筋相亲》中的老牛筋。
在丽江我们专门接待袁留安，住了几天，无声无息地走了。
红色摄影家们
徐肖冰携夫人侯波来丽江疗养时，我认识了他们。两人神秘而来，悄然而去。
徐肖冰是浙江桐乡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他拍摄了毛主席给抗大学员讲课的珍贵镜头，先后参与了《延安与八路军》、《抗美援朝》、《开国大典》等多部重要纪录电影的摄影或编导工作。
侯波是山西夏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抗战胜利以后，他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摄影科长。1949年任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长，同年调到中南海，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专职摄影达12年之久。她用镜头记录了叱咤风云的共和国伟人们，尤其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留下许多永恒而珍贵的历史瞬间，被誉为“红墙摄影师”。当时的地委领导人去找她，也见不到。
徐肖冰夫妻二人来后，杜修贤随之也来。杜修贤也是“红墙”里的摄影师，1926年生于陕西米脂。20世纪60年代，不少出现在人们视线里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新闻图片，出自杜修贤之手。与杜同来的有个叫朱于湖的，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朱于湖是四川涪陵人，曾任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当时徐肖冰带来一台日本产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是个稀罕物。程志民偷拿来在我们面前播放，声音开得很低，生怕徐肖冰知道后责骂。程志民是昆明电影制片厂的，云南好多电影和纪录片都出自他手。
我所认识的包尔汉
包尔汉来丽江，丽江专员秘书张延光通知，要作为国家领导人接待，他是少数民族上层领导人。
包尔汉是维吾尔族，新疆温宿人。1929年他在柏林大学学习，1933年在莫斯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回新疆做地下工作。1934年参加“反帝会”，1946年参加新疆三区革命，改组新疆省政府，任副主席。改组的新疆联合政府夭折后，任国民政府委员。1949年1月任新疆省主席，9月发出起义通电，实现新疆和平解放，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疆解放后，先后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政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自治区高等法院院长、新疆大学校长、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53年后，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全国人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印尼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埃及友好协会会长。
我与包尔汉结识时，他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来那天，他的三个随从中是一样的打扮。包尔汉有胡须，穿着灰白色的维吾尔人衣服。
上级通知要认真接待。云南省民委主要领导和昆明翠湖宾馆罗玉之专门接待和陪同。包尔汉一行在丽江玩了三天，丽江招待所物资由于1961年4月10日丽江县改设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后几次文艺界、科学界人士来丽江时已经用完，专署办公室重新开条购买，为使包先生在丽江吃好点，3天时间花去90多元钱，我是管理员，被丽江公署专员张高林召到大礼堂的大会上批了一通，说是：“包算什么人物？几天吃了那么多钱。”
其实，时任公署专员的张高林，也是个正直的领导人。在那个有点“左”的年代，他才用反右派的口气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