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少见的。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所决定，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促使社会原有的和新生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为应对西方列强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提出了各自的救国方案，尽管性质和作用不同，但在特定的意义上说，都是为改变国家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
二、震撼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起义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作为近代社会两大基本矛盾之一的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另一大基本矛盾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中，农民阶级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反帝斗争的主力军。因此，农民问题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虽然保留着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特点，却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剧变的新趋势。太平天国起义既反抗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又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顶峰，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农民起义。从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到1864年7月19日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陷落，太平天国政权坚持了14年之久，先后控制或征战过18个省份，攻克600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即使在全局失败后，大江南北还有数十万太平军余部和捻军，英勇不屈，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太平天国起义之所以成为中国农民战争的顶峰，不仅是因为它规模大、时间长，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开创的斗争新目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表现是：第一，为了寻找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探索除旧布新的方案和蓝图，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
太平天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的落第文人。他在赴广州应试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传教士散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等资料，从中获得了启示和借鉴，成为他思想和行动的重要转折点。其后，他与同学、塾师冯云山共同创立了“拜上帝会”，撰写《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鼓动建立“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大同社会，号召天下人敬拜上帝，正己正人，共诛“阎罗妖”，即推翻清王朝。
洪秀全等人组织太平军发动起义后，仅用两年就从广西打进湖南，继之又从湖南攻入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六省，于1853年3月定都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
太平天国的主力军是广大贫苦农民。但是，洪秀全等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斗争方法却远远超过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在他们看来，以往农民起义践行的“反清复明”口号和天地会之类组织形式，已经失效过时，需要借助西方宗教中至高无上的“上帝”，向封建皇帝挑战。还要用拜上帝会教义中关于“天下一家”、“斩邪留正”等说教，鼓舞千百万受压迫的劳苦民众为之奋斗献身。实践证明，太平天国借助的这种思想武器，对组织、发动群众起了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处在江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太平天国领导人常向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咨询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任用一些外国人在太平军中从事军事、外交工作。但在对外交往中旗帜鲜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如否认《南京条约》，坚决禁止销售鸦片等。这些事实说明：在救亡图存的进程中，农民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水平，并不亚于同时代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明封建士大夫。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提出的《资政新篇》就是明证。
这篇纲领性文献，在政治方面强调学习西方法制，指出立政的核心在于“设法”，法善才能兴邦。“设法”就是制定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提倡发展生产，兴建铁路、公路，开办邮政，开发矿业，兴办银行，发行纸币，奖励科学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准富者请人雇工”，穷人则“宜令以受所值”，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思想文化方面倡导兴办近代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事业，设学馆、报馆、医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废除买卖人口和奴婢制度。在外交方面鼓励与各国通商，允许外国传教士传教和教授科学知识。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要求外国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纲领，反映了农民政权领导人学习西方建立新国家的愿望。洪秀全赞成这个纲领的绝大部分条款，几乎逐条写下批语，下令作为官书镌刻发行。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领导人提出了新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的根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不曾有过的伟大创举。
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核心内容是解决土地问题。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每亩土地按年产量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好坏各一半相互搭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5岁以下者减半。关于生产和分配，《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基层组织每25家组成一个“两”，每两个“两”设一个“两司马”，管理农副业的生产与分配。同时设一“国库”，将每“两”生产的农副产品留足25家每人食用可接新谷外，其余收归国库。婚娶丧葬、鳏寡孤独残疾者所需费用，由国库支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希望通过这种方案，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摆脱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急切愿望，但由于充满空想、脱离社会实际，难以彻底实现。
第三，太平天国起义坚决打击外国殖民主义者，把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撕下“中立”的面具，联合由美国流氓华尔拼凑的“常胜军”，从1862年初到1863年末，在上海和浙江宁波等地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太平天国领导人从初期对帝国主义的幻想中迅速清醒过来，指挥太平军坚决还击。太平军在“宁可拼掉最后一滴血，也决不投降”的誓言鼓舞下，先后击毙法国舰队司令耿尼，“常胜军”统领华尔，英法联军“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及其继任者塔提夫等侵略军头目，以及他们指挥的大量士兵。这一行动表明：太平天国起义已由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变成了扞卫全民族利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最后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最具特色的两个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这种局限性。
《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是农民阶级追求的平均主义，其经济基础是封闭的、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生产。这种严重空想的纲领在封建社会不失为农民战争的进步主张，而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促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的时代，就落后于时代而不具有实践意义了。
《资政新篇》虽然带有浓厚的近代资本主义色彩，但是，这个纲领反映的只是曾在香港生活的洪仁玕特殊经历中的认识和思想，并非产生于农民斗争的实践，尽管得到了洪秀全的重视，但在太平军内部没有引起积极反应，因为《资政新篇》没有反映起义农民最迫切的利益诉求。
因此，这个纲领不可避免地脱离太平天国巩固政权、取得军事胜利的当务之急。另外，这个纲领没有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使得它企图用新生产关系代替旧生产关系的努力最后流于形式。
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阶级发动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武装起义，定都天京后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表现了太平天国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由于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无法找到一条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建立新国家的道路。然而，太平天国起义却强烈地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旧秩序，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延缓了中国被殖民地化的进程，以彪炳史册的反帝反封建的功勋，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后来，义和团运动的天津首领张德成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都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太平天国起义的继承人。
三、抗击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三十多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另一场震惊中外的农民运动——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从兴起到失败，经历了“反清灭洋”、“扶清灭洋”、“扫清灭洋”三个阶段。“灭洋”，即反对帝国主义，始终是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目标。
当时，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殖民气焰十分嚣张。它们瓜分中国已不在密室中谋划，而是明目张胆地在西方报刊上争论，甚至成立“和平瓜分会”讨价还价。
在此紧要关头，中国农民以朴素的爱国热情、原始的组织形式，担当起拯救祖国危亡的神圣使命。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前身是清中期反清宗教组织白莲教支派和多种习拳组织的融合体，至清末逐渐发展为有广泛群众基础、但组织松散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民众团体。它以中国古代神道为信仰，组织习拳练武，提倡强身保家。甲午战争前后，由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包揽词讼，唆使教徒欺侮非教徒，遂使“教案”层出不穷。于是，在山东、直隶和北方其他一些省区形成了以义和团为主要组织形式，以武装对抗为主要手段的反洋教运动。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冠县，逐渐向北发展，由农村进入城市，成员多时达四五十万人，除农民外，还有水手、脚夫、筑路工人、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游勇，甚至小地主、政府官吏、清军官兵。义和团的活动遭到与外国传教士狼狈为奸的清朝地方官府镇压。山东巡抚毓贤于1899年杀害了当地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袁世凯继任后也调兵遣将加以“围剿”。义和团与之针锋相对，打出“反清灭洋”旗号，与清军进行较量。他们焚毁教堂，处死罪大恶极的传教士和为非作歹的教民，队伍迅速壮大，运动如火如荼地向津、京地区蔓延。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惧于义和团的威力，不敢贸然镇压。1900年6月，她接受一些官员“抚而用之”的建议，派人招抚义和团。义和团遂将斗争口号由“反清灭洋”改为“扶清灭洋”。这个变化是义和团首领们根据斗争形势做出的决定，很富有策略性，它既能使义和团的“灭洋”斗争合法化，又有利于争取清政府爱国官员、将士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打击外国侵略者。但是，这种变化不是立足于用科学思想分析清朝统治集团，而是凭借直观感受，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抱有较大幻想。
义和团与帝国主义侵略军进行的殊死战斗，反映了中华民族为维护民族独立不惜流血牺牲的精神。1900年6月中旬，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的八国联军从大沽向天津进犯，在杨村遭到义和团与部分清军的顽强狙击，八国联军死62人、伤228人，不得不暂时中止进犯北京。7月上旬，八国联军重新集结兵力进犯天津。义和团与部分爱国清军坚决抵抗，但由于清政府投降派的掣肘最后兵败天津。就在义和团浴血奋战之时，慈禧太后决意出卖义和团向帝国主义乞降。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联合夹击下，义和团损失惨重。然而，慈禧太后的乞降未能阻止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死心塌地投靠帝国主义的慈禧太后，在北京陷落后逃亡西安途中，一面命令清军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除”；一面任命李鸿章等为议和大臣与八国联军和谈。李鸿章则言听计从，指挥直隶清军对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血的事实教育了义和团余部，他们开始认识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必须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结合起来，因为二者互为里表，是一丘之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