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国民革命军的改编，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开始以消灭帝国主义代理人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战争。当时，北洋军阀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区的吴佩孚，二是控制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区的孙传芳，三是控制东北三省和京津地区的张作霖。三者共拥兵70多万，而北伐军只有10万人马。由于敌强我弱，北伐军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先开辟两湖战场，消灭吴佩孚部；继之引兵东南，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消灭张作霖部，统一中国。在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出师不到半年，便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攻克了武汉三镇，以及九江、南昌、福州等地。至年底，占领了除江苏、浙江和安徽以外的南方各省，把大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北方冯玉祥所部国民联军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南下，11月控制了陕西、甘肃等省，并计划东出潼关，接应北伐军。
随着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工农运动高潮四起。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风暴。广大农民组织农会，建立武装，打击封建官僚和土豪劣绅。仅以湖南为例，到1927年1月，加入农会的农民已有200多万人，能够动员起来的农民达1000万人。城市工人则在工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并组织武装纠察队。特别是上海工人，还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因为条件不成熟遭到失败。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接近上海市郊时，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人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除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这个由上海市工商学各界代表会选举产生的政权，虽然只存在了24天，但它是共产党领导劳动群众在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
北伐战争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大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尽最大努力发挥了其他政党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
首先，北伐战争的核心口号是千万民众易懂易记易行的“打倒列强，除军阀”，而提出这个顺民心、合民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口号的正是共产党。
其次，北伐战争是在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进行的，而共产党正是工农群众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中共各地领导机关积极动员工农群众为北伐军带路、送信、运输、救护，并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战。中共广东区委还发动参加香港罢工的工人组织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特别是中共在上海组织特别委员会策划工人武装起义，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上海。
再次，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在北伐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独立团率先攻入湖南，冲在最前列，此后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之战和攻占武昌之战中也是奋勇当先，重创敌人，屡建奇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因此赢得“铁军”的荣誉称号。
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虽然成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是，参加这个联盟的各阶级对共同进行的大革命抱有不同的目的：无产阶级要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并在胜利后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而混迹于国民党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企图利用革命力量，取代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这个联盟开始就存在着斗争。斗争的焦点，是争夺领导权。
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主要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有新旧之分。以邹鲁、张继、谢持等为代表的老右派公开反对国民党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则隐藏在革命联盟中阳奉阴违，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暗地里却要千方百计消灭共产党。而处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对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当时，多数人对老右派的认识比较清楚，并能同他们进行斗争，而对新右派则缺乏应有的警惕，甚至妥协退让。当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陈独秀，对于如何争取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军队领导权，始终表现为软弱和被动。
即使如此，共产党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还是有力地引导和推动了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当然，由于政治斗争经验不足，也犯了不容忽视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后期对国民党新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第一次是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由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妥协，未能实现消除右派、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1/3的目标，致使中派和右派在国民党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上风。在国民党“一大”连代表都不是的蒋介石，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为其后来夺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方便。
第二次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3月18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蒋介石之命，将“中山”、“宝璧”两艘军舰开进广州黄埔港。两舰到达之后，蒋介石又矢口否认他曾下令调舰，反诬共产党“暴动”，并以此为借口实行紧急戒严，包围香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监视和软禁共产党人。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再度妥协，主动撤出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服役的共产党员，使蒋介石进一步控制了军权。
第三次是蒋介石在5月中旬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妥协得以通过，迫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一律辞去职务，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实现了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三大权力于一身的野心。
1926年底和1927年初，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统治的垮台已成定局，便在革命营垒中物色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成为他们的首选对象。地主买办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想方设法游说蒋介石叛变革命。此时，蒋介石自恃羽翼丰满，又有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的支持，便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在此危急关头，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影响下，错误地判断形势，忽视了革命营垒中右派叛变的危险和危害，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继续占据统治地位。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软弱，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他先是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他直接控制国民党首脑机关。继之指挥军队从南昌经九江、安庆进入上海，随后召开秘密会议布置武装“清党”，于1927年4月12日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查封上海总工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公开或秘密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天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陈延年、赵世炎等在此时壮烈牺牲。稍后，四川、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也以“清党”的名义，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有2000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相呼应，在北方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等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集国民党老右派以及封建官僚、政客、买办、豪绅，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亦称南京国民政府），同汪精卫主政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张作霖主政的北京安国军政府鼎立而三。这时，曾以左派领袖面目招摇的汪精卫也一天天走向反动。他一再叫嚷：国共合作不能长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任职的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的名义工作。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公然同共产党决裂，由制定法令、条例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和平分共”走向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的“武力清党”，与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同流合污了。
由于国民党右派背信弃义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动突然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国共两党合作与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就被葬送了，共产党“重建国家”的探索和努力也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这次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斗争风暴，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图谋，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
这次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尤其在南方，经过严酷的血火考验，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和组织程度大为提高，为后来革命斗争奠定了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次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士，在战斗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以勇于流血、不怕牺牲的精神，教育和争取了一些国民革命军站到人民革命一边，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这次大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比较系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通过对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认识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能对资产阶级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从而为领导人民革命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开辟了光辉前景。
正因为如此，这次失败了的大革命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演习。
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把中国革命逐步引向复兴，并逐步走向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