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骨气的民族。自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数仁人志士就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农民战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方案都失败了，都没有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分子，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走向社会主义清除障碍。而当务之急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北洋军阀，领导劳动阶级“重建国家”。
一、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是一个以封建主义为安身立命的根基，又乞求帝国主义庇护，打着“共和”旗号实行专制独裁乃至复辟帝制的政治军事集团。北洋军阀始于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有别于清代八旗、绿营等兵制的新军，组建“六镇”，使用洋枪洋炮，聘请外籍军官教习西洋阵法，因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得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北洋军阀不仅直接掌握了中央政府，而且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
这个反动的武装政治集团，以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社会支柱，以帝国主义势力作为主要靠山。许多军阀和官僚就是大地主。例如，北洋军阀的总头目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田4万亩左右，徐世昌在河南辉县占田5000余亩，张作霖在东北占田1.6万余垧（东北地区1垧约合15亩）。他们不遗余力地把剥削和掠夺农民的土地所得，投向工商业和金融业。例如，冯国璋在直隶遵化、兴隆一带与人合办金矿3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的资本，主要来自吴佩孚、孙传芳、徐世昌等人的投资。这个“北四行集团”在北京直接控制二十几个工矿企业。
为了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北洋军阀不惜出卖国家民族权益，充当外国侵略者奴役中国的走狗和工具。例如，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部分条款；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兵和战时指挥中国军队等。
北洋军阀的反动政治生涯，是从1912年袁世凯以武力为后盾获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开始的。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他始终控制着松散的全国性统一政权（北京政府）。在这个阶段，袁世凯以“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日甚一日。相继篡改宪法，解散国会，实行独裁。1915年底，更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心腹们策划的“劝进”，下令自1916年元旦起改年号为“洪宪”，准备正式登极称帝。但在全国人民愤怒的声讨声中，于1916年6月6日病死。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极端混乱的军阀割据与纷争的局面。北洋军阀公开分成许多派系，其中主要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控制着山东、山西、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新疆、热河、察哈尔（今内蒙古一部分）等地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控制着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江苏、湖北、江西、绥远（今内蒙古一部分）、宁夏等地区。皖系得到日本的支持，而直系则得到英、美的支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控制着黑龙江、吉林、辽宁和京津地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为北洋军阀所控制，仅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六省由非北洋军阀的地方军阀把持。这些不同派系的军阀，或者为了争夺和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各自占据的地盘，不惜大动干戈。如：1917年以黎元洪和段祺瑞为首的“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和张勋率“辫子兵”入京扶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封建帝制，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等等。
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维护和扩大地盘，各派军阀竞相扩充军队。
1914年，全国陆军只有45.7万人，1919年初已达138万人。军费开支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加大。就中央政府而言，1919年为41.68%，1923年为64%；就省级政府而言，一般均占一半乃至大半。为了支付庞大军费，军阀们一面以出卖国家利权（如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银行投资权等）大借外债，从1912年3月至1919年5月，共借款180多次，计银元8亿以上；一面通过增加赋税、强售公债、滥发纸币等手段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19年，全国田赋增加7倍，盐税增加3倍，烟酒税增加3倍，印花税增加6倍。
政局的动荡，军阀的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以湖南醴陵为例。据1918年12月《醴陵灾户调查总表》记载，该县遭灾户达47901户，被杀者22542人，被伤者1917人，房屋被焚毁14752栋，农田荒芜10490亩，损失财产共计19410281元。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在形式上虽然存在，但实际上已经蜕变为封建军阀的专制政权。
1912年3月8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决定在中国推行近似法国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国民党和其他几十个党派应运而生，纷至沓来。1913年4月，经过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国会。然而，掌握政权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阀，他们从骨子里反对共和制度。除少数人试图复辟帝制外，更多的人则极力使共和制度变为虚有其表的空壳，成为专制统治的装饰。
在军阀们看来，国会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种玩物，可以随时更换，特别是当国会构成他们专权的障碍和威胁时，就干脆抛到九霄云外。例如，1913年初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中均获得压倒多数的议席。当志得意满的宋教仁筹划组织内阁时，袁世凯竟派人将这位未来的总理刺杀。同年10月，袁世凯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又制造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6年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重新召开国会。国务总理段祺瑞认为旧国会有碍他的专制统治，于1918年纠集一些人组成由他操纵的新国会。之后，经过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取代皖系控制了北方政局。1922年8月，旧国会又正式恢复活动。次年10月，曹锟用贿买议员的手段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因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被迫让出大总统位置，段祺瑞出任临时总执政。段祺瑞执政府成立后，下令查办受贿议员，议员纷纷藏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正常开会。段祺瑞借机取消国会。作为共和制度主要象征的国会从此不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中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遭到了彻底的破产。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再一次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享有多项自由权利。北洋政府竟颁布各种法律、法令，如《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惩戒国贼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等，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同时，苦心营造严密的特务网，到外设置稽查、暗探，人民随时都会遇到以“乱党”、“国贼”等罪名横遭迫害的危险。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治上实行专制高压，经济上广求横征暴敛，军事上坚持割据纷争，外交上追逐卖国求援，给社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使民众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在黑暗中挣扎苦斗的中国人民，对未来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正在孕育新的斗争风暴。借用鲁迅的诗句则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二、中国人民新觉醒和中国革命新起点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披着“民主共和”的外衣继续对中国人民实行专制独裁，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如此残酷的现实，向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国人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即资本主义道路何以在中国走不通？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方案何以在中国外不能御列强、内不能建民国？中国社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辛亥革命的结局深刻地启发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使他们在苦闷和彷徨的反思中逐渐觉悟到“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先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深入开展新的启蒙运动，使人们从盘根错节的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出来。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酝酿新的革命风暴。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导。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首先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以北京大学和上海迁入北京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发表演讲或撰文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反对旧政治），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反对封建旧文化的运动，得到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他奉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育方针，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校执教，传播先进思想，为广大青年打开思想闸门，为适合中国需要的新思潮的诞生创造有利条件。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近代中国一系列救亡运动，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教训进行深入思考，认识到少数先觉者的斗争之所以收效甚微，广大民众对这场革命“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所谓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针对的是封建独裁专制；所谓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针对的是愚昧和盲从。他们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为了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清除思想障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集中火力向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孔学展开批判。他们指出：以往被人视为神圣的孔学，不过是“两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专制帝王之护符”，人们只有“破除迷信”，否定孔学，才能求得“思想的解放”。新文化运动有力地冲击和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启发了青年一代，培养了他们敢于反对陈腐的传统和教条，勇于追求真理的革新精神。因此，毛泽东肯定：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然而就在这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在西方社会进一步暴露，尤其是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这种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资本主义的努力又在实践中遭到挫折。
于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在宣传民主主义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怀疑。陈独秀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之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毛泽东更说：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也未必尽是，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这些认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对于推动人们另辟蹊径，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路，尤其是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正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将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就能冲破旧制度的藩篱，自己解放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能成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锐利思想武器。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近似的俄国，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使中华民族找到了新的出路和新的前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批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诸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中，经过比较和鉴别，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注入新文化运动，使之发展成为指导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