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找到亲人的遗体！”一种强烈的愿望驱使她产生一股坚强的意志，她用手扶住电线杆，支撑着身躯，歇会儿，在装扮成司机的特科人员护卫下，顺着马路前行。
在马路右边凹进去的一块草地当中有桌面大的一汪鲜血，旁边地上斜倒在那儿有一个写着“共匪要犯罗亦农”的纸标，还有一方折叠整齐的洁白手帕，这是李文宜送给罗亦农的定情物。李文宜再也撑不住了，瘫倒在地，右袖筒掉进血泊里，司机赶紧把她拉起来。
尽管是阴雨绵绵，凄厉悲痛的哭声还是引来了不少的过路人，其中有一位穿黑色衣服、背上背着一个不大的蓝布包的庄稼汉长叹一声，请李文宜到不远的他家里休息一下，告诉她行刑是昨天下午2时。李文宜问他临刑时的情况和尸体在什么地方。他说：“临刑前听到大声喊什么万岁吧，我听不懂。尸首不知是不是积善堂收了，我可以领你去看。”
李文宜跟着庄稼汉仍顺着这条马路走不多远，看到右边一块土上，矗立着一堆黄土新坟，坟头上栽了一把青草。李文宜心里明白烈士是组织上收殓的，看到亲人已有个“安身之地”，向那位庄稼汉道个谢，凄然伫立许久，乘车回去，向顾顺章汇报并请示党组织迁葬烈士遗体。
不用李文宜请示，特一科已有打算。不久之后，特一科备好棺木和衣服，派人挖出了原来葬的薄板棺材。启棺后，由于烈士面部被枪击后已完全变形，难于辨认，但从腿上的松紧带、衣服，枕上的毛背心等也可以证明是罗亦农的遗体。于是，将烈士遗体重新入棺后，抬到安徽会馆，佯称是安徽籍死者要停放在那里。
处理罗亦农的后事尚未了结，特一科在寻找时机。
1930年春，中共中央要特科完成罗亦农等烈士的迁葬问题，由特四科科长李强负责此事。李强偕同李文宜、邓颖超和邓颖超的妈妈到安徽会馆认了棺木，然后抬到上海江湾公墓，与苏兆征的遗体埋在一起。李强以“曾幼范”具名，在烈士墓前立下了“姚维常、毕觉之墓”。前者为苏兆征的代名，后者是罗亦农的代名。
周密布置惩处叛徒夫妇
罗亦农的遇难，激起了中共上下对叛徒何、贺夫妇的无比愤恨。同时，这对叛徒夫妇还掌握了党的大量机密，对党组织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打点行装，准备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的周恩来指示当时在中共中央看家的李维汉和邓小平共同商定了严惩叛徒的决策。
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楼上和顾顺章接上了头，商讨行动计划。无论是公情还是私情，顾顺章对罗亦农被害都是非常悲痛的。长期以来，罗亦农与顾顺章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战友和朋友关系，在多年相处和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顺章对罗亦农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去干等能力和工作作风是认可的，因此，对他是尊重的，对罗在工作上积极支持和配合。在武汉期间，顾顺章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身份服从时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的指挥，即便同时身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依然如故，乐意为罗亦农服务。郑超麟的回忆述说了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的一件小事：
中央于9月底迁回上海后……我和他（罗亦农，笔者注）仍旧密切地往来，我忘记了他刚到上海时住在什么地方，但记得同他一起去看他尚未搬定的新房子，那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恰在此时，发现他的尚未搬进门内的一只箱子失踪了，箱内装的是文件，于是紧张起来。顾顺章派人在附近马路上监视，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显然是小偷偷去，箱内东西对小偷没有用。
顾顺章还与罗亦农有着一种共同的性格，那就是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尤其是不谈自己的家庭出身。
顾顺章接受任务后，抓紧落实，希望尽快惩处叛徒，为中共除害，也为亡友报仇。
其时，中共假装不知道何、贺夫妇是叛徒。为了不使他们产生怀疑，还派人告诉他们，戈登路机关不能住了，要他们搬个地方，搬家前先到南京路一个客栈暂住几天。
南京路是旧上海最繁华的地方，商店集中，有的两家商店中间有个小间，进门就是楼梯，梯的顶层接通两边楼房。特科找了个这样的客栈，要他们先搬上去住。李维汉与他们在那儿相见。见面前，特科行动队作了周密的布置，楼上、街上都派了人进行监视和掩护，万一出事，李维汉可以从后面走掉。
在事先约定的时间，李维汉来到客栈与何、贺夫妇见面。
“你们受惊了，我代表中央向你们表示慰问。”李维汉丝毫没有造作之感，态度和蔼可亲。
“感谢党对我们夫妇俩的关怀！罗亦农同志的牺牲，我们都感到格外的痛心和难过。”何、贺夫妇异口同声，心里暗地庆幸他们的叛变行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还把中共蒙在鼓里。
“何家兴同志、贺稚华同志，由于罗亦农同志的出事，原来的地方不能住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另找房主，躲避一下。”李维汉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包钱给何家兴。
“这点钱你们先拿去用，需要多少，组织上会设法给的，搬家后立即把地址告诉×××同志。”李维汉又补充了几句。何家兴装着感激涕零的样子送走李维汉。他很快搬了家并将地址告诉同志。这个同志正是特二科队员。顾顺章掌握了何家兴的新址，马上带领特三科行动。
1928年4月25日清晨，雾气茫茫。“红队”四人闯入何、贺夫妇的住所。顾顺章带着其他特科人员则在附近街坊装成接新娘闹喜事的迎亲队伍，大放鞭炮，搞得热火朝天，企图用鞭炮掩盖行动时的枪声。“红队”一人把守后门，三人登楼，踢开房门，何家兴从梦中惊醒，避匿不及，当场被击毙。贺稚华额上被击中一枪，血流满面，借势滚落床下，红队队员以为他们均已毙命，迅速离开现场。
贺稚华命不该死，只是受了重伤，被打瞎了右眼，事后被送进广慈医院治疗。
治疗期间，“红队”又布置人准备在医院把她了结，由于特务、巡捕防范严密，无法下手，只好罢手。
贺稚华受此一惊，胆子已几乎吓破，伤好后，语无伦次，留有神经错乱的后遗症，再也没有出卖同志的政治资本和能力了。她先到南京，后回老家四川，身体有所恢复，后又与人结婚，新中国成立前病死。
有的书中写道：陈赓亲自带人上楼处置何、贺夫妇。笔者过去不加细究，也持此说，后来认真考究，这是不对的。处罚何家兴夫妇时为1928年4月25日，此时陈赓腿伤尚未痊愈，不利于行动，组织上怎么会派他去执行这种动作必须迅速干净利落的行动呢？再说，陈赓负责情报科的工作，其工作职能不必亲自参加行动科的具体行动。处罚何、贺夫妇的行动只要选派若干个“红队”队员就绰绰有余了。
细心筹划处决叛徒白鑫
再举顾顺章营救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和惩罚叛徒白鑫的例子：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热浪袭击后的上海市区偶尔有了阵阵微风吹拂，但仍炎热异常，水泥铺成、石条砌就的街道烤炙人脚，英租界工部局的巡捕和国民党公安局的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不顾一切扑向新闸路经远里12号，像铁桶似围紧了这一幢楼。
这个地点是中共中央军委和农委开会碰头的秘密机关。楼上正在讨论江苏省军委工作问题，参加者有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白鑫，他们均为中共重要军事干部。
彭湃，1896年生，广东海丰县人，出身富豪家庭，早年留日，192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任会长。为了发动家乡农民和表示与其剥削家庭决裂，当众烧毁自家田契和农民欠条，把土地分给农民。1924年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任广东省第一届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人称“中共农民运动大王”。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参加并领导南昌起义，之后领导海陆丰农民起义，建立东江工农民主政权。他打仗很勇敢，仗打起来时，自任敢死队队长。他没有受过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不懂战术，毛泽东说他不会打仗。关于这一点，在东江游击战争攻打惠来战斗中任红四师参谋长的徐向前，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中，曾有具体的记叙：“围了几天后，彭湃同志和他爱人都来了。他爱人姓徐，也是共产党员，怀里还抱着个吃奶的孩子。彭湃同志急着拿下惠来，要领着人去爬城墙。他爱人也要把孩子扔下，和他一起去。这样太危险，我们不同意。组织队伍强攻了一下，打死敌军一个团长，敌人就要跑了。
“‘进剿’的敌人继续压过来，我们在惠来城待不下去了，便转移到普宁山区的三坑。彭湃和特委的同志也来到这里。我们是在平原蹲不住才进山里来的，敌众我寡，不进山就不能保存现有力量。但特委不同意，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我们说这样干要吃亏，不能去。彭湃同志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冲。他去冲，我们也得跟去。好保护他，把他接回来。我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去和敌人硬干是不行的。”
1928年6月，彭湃到上海，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1月任中共农委书记，1929年2月兼任中共江苏省军委书记。
杨殷，广东中山县人，1893年生，早年为同盟会会员，担任联络秘密会社的工作。他性格豪爽，慷慨仗义，所以会党中人，莫不乐与来往，在三合会中，尤着盛誉。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领导粤汉、广九、广三的铁路工人运动，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1927年12月参加并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并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候补常委，并任中共军事部长。
颜昌颐，湖南安乡县人，1898年生。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1925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后任中共东江特委主任兼红二师党代表。1929年调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
颜昌颐从东江来到上海历经九死一生。彭湃离开东江后，红二师、红四师每况愈下，到1928年9月，已无法活动，只好分散活动。颜昌颐在海丰战斗中身负重伤，被送往香港治病，却与中共组织接不上头，只好在难民营里栖身。为了寻找组织关系，他千方百计来到上海。这时他病得很厉害，头部肿大，头发脱落，面部赤红，骨瘦如柴，身无分文，每天拖着病体在街上游荡，希望能碰上同志。坚强的意志，使他战胜病魔、厄运，如愿以偿。大约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在街上碰见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但是，不幸又向他袭来，从他表弟刘杞夫传来了他妻子傅凤君在长沙被害、一周岁的幼子无人照顾、弟弟颜昌杰虽然出狱却病魔缠身等不幸消息。
邢士贞，又名郭瑞生，山西汾西县人，1903年生。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捕时为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
张际春，湖南醴陵东一区珊田冲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城时任敢死队队长，光荣负伤。参加北伐战争，任叶挺独立团副营长。1926年冬赴苏东方大学学习，后到列宁格勒军政学校学习。1929年春回国。领导1929年五一大罢工和八一示威游行，被捕时为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
白鑫，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巡捕将六人抓获了。值得庆幸的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原定也要来参加会议，临时遇到要事而未到会，方得幸免。
彭湃等六人被捕前两个小时，亦即8月24日下午2时许，鲍君甫上班时，才获悉巡捕房这一行动计划。可惜，要通知特科已来不及了。他当即向巡捕房了解到这是由中共内部出叛徒告的密。这个叛徒是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CC特务分子、市委常委范争波直接联系的。这样就使鲍君甫无法事先掌握信息。
陈赓很厉害，很快通过国民党内部和秘密渠道得到消息：出卖中共中央军委机关的是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湖南常德人，1903年生。1926年初就读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1926年10月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军委前身），一直受到中共的信任和重用。1927年12月参加广州暴动，起义军转移到东江时，他任红四师第十团团长，与党代表徐向前搭档。徐向前对他“打起仗来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圆”的作风，很有看法，曾向特委建议开除他，撤他的职。特委书记彭湃以“君子爱人以德”之心待之，没有及时处置白鑫。1928年6月，白鑫随彭湃、颜昌颐、袁国平之后，跑到上海，任军委秘书。凡是军委的一切会议，都由他遵照周恩来和杨殷的指示具体组织实施，是军委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早在出事的一个月前就通过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的胞弟白云深联系，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并表示他有方法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