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起源
一、陶器起源的推论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人类第一次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了大自然中物质的化学性质，把柔软的粘土变成了坚硬的陶，从而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关于陶器的起源，以往有种种猜测。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
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如果用这种方法烧制筐篮那样大小的陶器，结果只能得到一堆瓦砾。因此，人类制陶的开端极有可能是烧制用手捏塑的小物件、小器皿，这样的小件制品，即使在最简陋的烧造条件下，也有烧成的机会。只有在多次烧制成功的鼓舞下，才会促使先民思考粘土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成型方法的改进、烧成条件的改善，甚至专为焙烧陶坯设计陶窑等等，从而烧制出器型比较大的陶器。
一般认为陶器的产生与农业和定居有关，通常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但是后来发现西亚很早就有农业而没有陶器，日本很早就有陶器而没有农业。所以也有人认为陶器的起源与农业的发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的地方与农业的产生有关系，有的地方则与相对定居的生活和集约的采集经济有关。
二、早期陶器的发现
中国和陶器起源有关的早期陶器遗存集中分布在南方的南岭一带和北方的北京附近。主要有以下遗址：
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
仙人洞遗址位于万年大源盆地小河山山脚，县城东北15公里。吊桶环遗址坐落在仙人洞西南约800米，是一高出盆地约60米的溶蚀性岩棚，这个岩棚形似“吊桶环”，因而得名。
1962、1964年，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3次对仙人洞遗址进行小型发掘。
1993年和1995年度，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为中方领队，美国前总统布什的文化财产委员会成员、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考古学家马尼士博士为美方领队，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考古研究所、万年县博物馆和美国安德沃考古研究基金会联合组成中美农业考古队，对仙人洞和吊桶环进行采样和发掘。
这两次出土的人工遗物相当丰富，在华南诸多洞穴出土物数量上是最多的，据初步统计，计有石器474件（片）、骨器248件、穿孔蚌器19件、原始陶片297件和20多块（片）人骨标本以及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原始陶片，陶片为夹粗砂，厚胎，火候低，陶胎多用泥片分块贴拍，也有近底部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主要是直口筒腹圜底罐形器，器表多为错乱和迭压的粗绳纹或条纹，也发现有用草搓擦的错乱条纹，有的内壁饰有横向纹饰。这些陶片最早的年代可能在距今12000年左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陶片之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西北20公里寿雁镇，是一处文化性质单纯、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该遗址首次发掘在1993年，1995年第二次发掘。遗址文化堆积厚1.2-1.8米，出土遗物主要为打制石器和骨、角、牙、蚌制品及大量动物遗骸，呈现出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面貌，时代约在距今1万年前。
遗址出土的陶片，被测定为与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出土陶器年代相近，均为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
广东英德的牛栏洞遗址
牛栏洞遗址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2公里处的狮石山南麓，狮石山是一座石灰岩孤峰，相对高度约100米，周围是石灰岩地区的蚀余丘陵山地。狮石山下南侧有一条宽约25米的古河道经过，在东南2公里处注入北江。洞内主要为廊道型发育，在较深处洞顶有落水洞，使局部呈裂隙型发育。全洞平面略呈曲尺形，分为前、中、后洞。原始洞口在东端，宽2.5米，距山下地表约11米。从原始洞口至中洞最深处约25米，中洞至后洞最深处约25米，洞高5-15米不等。整个遗址总面积约400平方米。
洞内文化堆积分为三种：第一种堆积是早期被流水冲刷淘空形成的贴在洞壁高部位的残存堆积；第二种堆积是附着在洞壁上并向下一直伸延到今天地表或地表以下的残存堆积；第三种堆积是地面上的堆积。前两种堆积在洞内局部位置存在，且面较小，第三种堆积在洞内及洞口附近普遍存在，厚薄不均。堆积层中含有炭屑、烧土及大量的螺壳、蚌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若干人类化石。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共41个种属）和少量磨制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人类的牙齿、骨骼等化石。证明这是一处古人类长期活动、居住的遗址。经碳14断代，该遗址的年代约距今1.2万年至8千余年，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即中石器时期）。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
甑皮岩位于桂林市象山区甑皮岩路独山西南麓（桂阳公路9公里处）。主洞高8米，宽13米，深22米，洞内面积约200平方米。1973年试掘，发现35具先民遗骸，多为蹲葬，次为捡骨葬，个别是侧身屈肢葬，属南方蒙古人种。出土有陆栖与水生动物40余种，其中脊椎动物遗骨有5目12科25种，代表动物有梅花鹿、小鹿、赤鹿、苏门羚、猪、水牛、椰子猫、食蟹獴、小灵猫、獾、竹鼠、板齿鼠、猕猴和亚洲象等；淡月瓣鳃类有11属23种，其中1新属7新种，有新属鹿种“秀丽漓江鹿”和楔蚌属新种“甑皮岩楔蚌”等。均属热带、亚热带动物群。有原始驯养猪。出土石器63件，其中打制石器31件，有砍砸器、盘状器、刮削器、砧等；磨制石器32件，有斧、锛等。陶器以陶罐为主，其他有钵、瓮、三足器等，出土陶片1000余件，均为夹砂粗陶，火候偏低，多为棕红色，次为灰色，纹饰以绳纹、蓝纹为大宗，部分为刻画几何纹图案。经碳14℃多次测定，该遗址距今7500年～9000年以上，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的居住遗址。
2001年4～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队、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及桂林市文物队联合对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进行了自1973年以来的第二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片。
而在它最早一期距今12000年左右的文化层中出土了更早期的粘土制品，经过热释光方法的测定，可以确定它未经过250℃以上温度的烧制。应该属于陶器形成过程中的阶段产物，也可以称之为陶器的雏形。
广西桂林大岩遗址
大岩遗址位于桂林西郊。遗址堆积分为六期，第二期出现两件烧制的陶土块，泥质，均残，完整器形难辨，一件略成圆柱状，一件较薄，表面具有凹凸不平的捏按坑窝，整体呈一凹形。从残余部分观察，这两件器物均不是陶容器，但它们显然经过有意的捏制和烧制，为探寻陶器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三期发现三件陶容器，器壁极厚，制作技术相当原始，从地层、陶器的制作方法及形态观察，应不晚于年代在公元前１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的陶器。
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
于家沟位于河北西北部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与中层都出土一些小块的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有的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器形难辨，胎质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质地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叶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1～1.2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
南庄头遗址位于保定市徐水县南庄头村北2500米处，地处华北平原西部，西距太行山余脉15公里，东距白洋淀35公里，其东部不远处有萍河，西、南有鸡爪河，这些河流都注入白洋淀。1987年保定市文物处、北京大学等单位曾对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陶片。1997年再次发掘，此次发掘面积260平方米，其中大部分发掘区文化层以上的堆积或文化层本身已被砖厂取土挖去。文化层上为厚约1.6米的湖相沉积层，文化层下为厚约0.35米的马兰黄土。多数遗物出自一条东南——西北向的灰沟中，主要有陶片、磨制石器、骨器、角器、鹿角、动物骨骼、牙齿等。此外，在沟中还发现许多树木枝、树皮等，有的经过火烧。出土40余片陶片，其中有少量口沿及底片。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
北京怀柔转年遗址
位于怀柔区宝山镇转年村西。
1992年试掘，1995～1996年正式发掘。遗址呈带状，南北长约80米，东西宽约30米，面积约2500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3～4米。原文化堆积可分4层。第4层为新石器早期文化层。发现有典型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出现了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容器的残片。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的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的断面观察，可以看出片状贴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经碳14测定，距今约9000余年。
第二节制造工艺及其发展
一、陶土的选择与处理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提到舜在河滨制陶的事。
陶器的制作首先是原料的选择。制作陶器的主要原料为陶土和羼和料。陶土多是选用含有铁质而带黄褐色、灰白色、红紫色等色调，具有良好可塑性的粘土，然后经过淘洗处理，除去泥中的杂质。羼和料则是根据不同的陶器，选用砂砾、稻草末、云母末等。
二、制坯
捏塑法
直接用手捏成各种器型，一般都是制作一些不大规则的小型器物。
模制法
将泥料填入模子，制成陶坯，待半干时取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