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正是刘少奇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在1944年5月20日，刘少奇就在陕甘宁边区工厂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他们将来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论述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权民主化建设，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和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建国后，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对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以及建设工业化问题的思路相当清晰。1953年9月，他在阐明“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时就指出：“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设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957年8月，他在阐释我国民族政策时也认为：“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须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是建国初期第一代领袖群体共同的认识。1955年初，毛泽东就提醒要重视科学技术工作，他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现代科技革命的思想，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因此，“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体现了他们将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视野结合起来思考的深刻内涵。在这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从此，党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历史号角。
4.对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当世界科技革命的浪潮再次涌动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感觉到了科技革命时代的脚步声。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从此，新中国踏上了迎接科技革命浪潮的征程。
但是，应当承认，毛泽东对现代科技革命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周恩来却是中共领袖中对现代科技革命最先感知并理性认识和把握的。早在1955年1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就发表了“现在是原子能时代”，“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的重要讲话。而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现代科技革命的标志、内容、特征及发展趋势。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个发展机遇，又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冲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一切角落，大大加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
“科学技术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应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第一次系统的阐述、正确的总结和对其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深刻认识，也是对世界科技革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的深刻把握。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周恩来又强调：“现在既不是三十年代，也不是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代了，是原子、电子时代。”“如果说过去是十年一变化，那么现在可能是五年、三年一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七年中，原子、电子、超音速等，其发展速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比过去一个世纪还快，可以说日新月异。”
面对滚滚而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汹涌浪潮，中国该怎么办？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深知按部就班，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亦步亦趋，将会被突飞猛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甩得更远。为此，周恩来指出，“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决不能“空谈和拖延不决”，“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强调，“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毛泽东也在审阅周恩来作的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关于技术革命的一节里增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承认我国“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又正视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的现代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的影响和机遇。
那么如何才能追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首先，学习世界科学技术的最先进的成就。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而早在1949年5月和1950年9月，周恩来就两次讲到：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有用，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该妨碍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尔后，他又指出：“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最短缺的而又是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1960年，聂荣臻在《关于立足国内发展科技等问题向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在学习苏联的同时，要充分收集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和方向的建议，他认为：
“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是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相反地，一切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都要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来学，来掌握。”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并不是主张完全依赖外国，创新才是学习的目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周恩来则提出：“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相结合。”正是因为重视创新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仍能继续推进科技事业的发展。
其次，培养大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专门人才。
要发展科学技术，要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人才是关键。但建国初期，我国不仅存在与科技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的人才奇缺问题，更存在现有人才的潜能未能充分释放的问题。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我们党的干部，大多刚从农村转入城市，忙于政权建设和国民经济及其他事业的恢复。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无暇顾及，重视不够；或者对科技人才和科技力量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有的农工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在政治上歧视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进步和重要作用，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解决实际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使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1955年初，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问题不解决，不能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向科学进军”就将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要说追赶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了。为此，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并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同时，又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与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等。
针对我国科技人才奇缺，现代化建设又急需人才的现状，中央又采取多种措施，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各种层次的人才，包括：增加教育投资，大力发展各种教育；派遣专家、学者、大学生赴苏联等国学习；聘请专家来华指导，并帮助培养人才；吸引、鼓励留居海外的优秀人才回国服务，为国效力；号召全民学习科学技术，提倡群众性的科技革新活动，以造就能驾驭现代科技的人。遗憾的是，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这些好的措施未能贯彻始终。
再次，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
为了解决我国科技人才缺乏、技术落后、经济底子薄等困难，1956年，根据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特点，“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加强冶金工业、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并且，“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一科学发展及其规划必须紧紧盯住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据此，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概括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并且成为当时我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针。“远景规划”指出：“根据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和我国科学技术力量的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速度，并参考世界各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特别是苏联发展科学技术的经验和我国工业建设初期发展技术的经验，我国发展科学必须执行‘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于是，在1955-1958年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发展原子能、导弹和人造卫星事业的决定。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突破口选在“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领域，反映了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深谋远虑，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悉。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我国不仅攻克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技术，而且带动了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实践证明，这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选择和成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