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本教育的近代化走过了一条从西洋化到本土化的探索之路。从1872年学制系统建立到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经过西洋化冲击日本化和日本化抵制全盘西洋化的矛盾冲突融合过程，形成了“和魂洋才”、“东方道德、西方技艺”的基本价值观和教育宗旨，这与中国当时用作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的基本价值观和教育宗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取法日本被国人认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最佳途径。第三，日本教育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调国家集权，政府办学，培养精英，教化百姓，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服务，这为当时急需强化国家意识，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的近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示范和榜样。此外，两国在历史文化传统、人种、语言等方面的相近，以及地理相邻等，都为中国借道日本学习西方提供了便利条件，当然最关键的是探究日本教育如何处理西洋化与日本化的关系，如何既取得学习西方的成效，又不悖于国情政体，而这正是清朝统治者关注的焦点。
这一时期学习日本教育，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第一，书刊译介。甲午战争后，中译日本书骤兴。据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共译日本教育类书籍76种，为历史最高峰，内容包括世界各国教育的方方面面。我国自行创办的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在1901-1903年间，就刊登了多达97篇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该刊还以译自日文为主，译介西方各国的教育法规、条例、制度，教育理论和方法，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学说等，许多都是第一次与国人见面。第二，留日学生。在清末全面学习日本的氛围下，大批学子赴日留学，1905年至1906年最高峰时，达8000人以上。这些留日学生中，以学习政治、师范和军事为最甚。大多学子胸怀救国宏願，为求新知而去，他们积极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学著作。尤其是学习师范教育的学生，成为传播新教育的主力军。除译介教育书籍外，他们还致力于整理日本教习的讲义，带回国内刊行。回国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事教育工作，有的身居教育行政部门要职，有的创办并担任各级各类学校校长，大量的则直接从事教学工作，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传播和应用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第三，官员考察。大量东渡的考察学务官员，由于其身份、地位的特殊，以及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使之在学习移植日本教育模式方面发挥了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据统计，仅在1902年到1903年，至少有12部考察学务游记问世。其中有受张百熙之托考察学制的京师大学堂教习吴汝纶的《东游丛录》，奉张之洞之命考察学务的《教育世界》发起人罗振玉的《扶桑两月记》等。由于这些考察人员目的明确，与当时主持教育改革的官员关系密切，使他们的考察成果得以较多地被采纳。
此外，20世纪初，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广布于中国各地和各级各类学校，通过他们身体力行的教学示范，影响了中国的教育改革。
这一时期学习日本的成果集中体现于《癸卯学制》的制订，其主要参照、模仿的是日本明治学制。无论是纵横三段、三块的学制整体架构，还是突出社会本位的教育价值观，重视国民教育、加强师范教育、大力发展实业教育等特点，都打上了明治学制的深刻烙印。而日本明治时期的学制改革是以欧美为借鉴的，其国家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来自德国，学校设置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模仿法国，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方面又参考了美国，同时还吸收了英国、荷兰等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教育理论方面，当时盛行全球的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正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当时译介的大批日本教育学著作，把赫氏教育学的“目的——方法式”体系结构，与班级授课制集体教学相应的五段教授法等导入中国，对我国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新教育实践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此外，仿照日本建制成立的学部，以及教育宗旨的内涵等，也都留下了日本的印记。
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尽管有着前述种种便利，且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尝试和探索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提防与中国政体国情不合、甚至相悖的西方思想的浸濡。但这一作用不仅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且还带来不少消极影响。由于离开了对第一手资料和原著的直接接触、学习和研究，便无法真正真实全面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容易引起误读和误导，由此影响进一步深入的分析比较，并使以后的实际应用和创造转化缺乏坚实的基础，也使国人在选择、借鉴西方教育中的主体性和批判性有所失落。
清末新政革新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教育等各个领域，尤其在教育领域，通过废科举、颁学制、设学部、兴新学，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普、实、师各级各类学校的现代学校系统，提倡和奖励出国留学，聘请外国教习和派遣官员出洋考察，大大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所言：“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延误到加速的过程，中国人对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同到积极参与的过程。如果说洋务教育只是在“师夷长技”实用理性驱动下，参差不齐地建立了一批以语言、军事、技艺为主体的学堂，代表了中国新教育的起始和萌发，戊戌维新期间，革新志士大声呐喊，变科举、兴学校、建学制，但不幸早早夭折，更多地停留于思想舆论层面的话，那么，清末新政10年的教育改革无疑是一次力度大、范围广、影响深的教育实践运动，它标志着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真正全面启动，为民国以后的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然，受封建专制政体的束缚，这一教育革新只能在不触动传统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使新旧教育的转型过渡一波三折，充满矛盾斗争；当时的中国经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濒临绝境，使新教育的推进缺少充足的财政支撑，各种资源极其稀缺；传统教育根深蒂固，陈旧的教育观念盘踞于人们内心深处，使新教育的各种举措常常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落实；中国地域辽阔，内地与沿海、乡村与城镇差异显著，各种资源的不平衡导致教育改革成效的不平衡亦是难以避免。因此，对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评价，以往常因其根本目的的反动性来全盘否定其成绩固然有失偏颇，但也不能过高估计其成效，我们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
◆学习重点：
本章的学习重点是了解和把握维新启蒙运动与新政教育革新的相互关系和制约作用，深入认识甲午战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的忧患和危机，同时也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大的契机和内驱力，认识从“师夷之长技”到“变法维新”的转换，从器物层面的学习西方转向思想启蒙的接受洗礼的重要历史意义。学习本章内容须重点了解和分析教育革新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百日维新”被封建统治者扼杀后，却于随后的清末新政中得以实施，其间各种制约因素及其复杂关系；戊戌变法中硕果仅存的京师大学堂的创设及其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意义；新政革新中，教育领域的诸多改革举措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对新教育推进的作用；分析科举制的革废进程及其利弊得失，深入理解科举制的产生与废除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乃至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认识和了解清末教育改革与中日文化教育交流的相互关系；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清末教育改革在整个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中的阶段性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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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分析维新启蒙运动和戊戌变法中在教育领域的“除旧布新”举措及其历史价值。
2.评述京师大学堂创立的历史意义。
3.评述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意义。
4.分析癸卯学制的主要特点及其利弊得失。
5.分析废科举的历史意义及其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
6.评述清末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对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影响。
7.评析向西方学习进程中，从“师夷之长技”向思想制度层面变革转换的历史意义及其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