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南孔家学在清末推动衢州教育走向近代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初，由于深受近代西方教育思潮的影响，在“衢人留学国外者尚少”的背景下，孔氏南宗族人中有多人出国留学，如孔昭仁和孔宪菼于光绪末年先后东渡日本，求学于早稻田大学。与此密切相关，南孔族学也实现了历史性转型，即由传统家塾向近代学校转变。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孔子第七十三世嫡长孙孔庆仪深深感到传统的族学教育已“不足以图存”，极力主张“维新”，积极倡议建立“孔氏中学校”，极大地促进了衢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宣统二年（1910），孔氏中学堂改为两等小学堂，民国元年（1912），又改称“孔氏完全小学”。这在衢州教育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复长西安官立高等小学堂，启迪后起，多所造就”，徐映璞称其“于乡邦文教，颇有兴革”。孔氏小学的创立得到了孔昭晙等族人的大力协助。民国26年（1937），南宗奉祀官、孔子第七十四世嫡长孙孔繁豪将其改名为“衢县私立尼山小学”。孔繁豪对尼山小学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孔宪德也曾任尼山小学校长。尼山小学办学特色明显，被编入《中华学府志》浙江卷。该校遵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古训，倡导“讲礼仪、严治学、高质量”的风格，以“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美德，推进书画教育”为办学特色，成为当地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
此外，孔氏南宗族人在衢州担任小学或学堂教师的也不乏其人，如孔昭瑞先任县学教谕，后来担任徐光烈私立敦义学堂教员，孔氏小学教员；孔宪杼担任衢县高等小学教师。他们以积极的实践和良好的风范，推动了衢州教育的不断发展。
二、孔氏南宗的垂范作用有效推进了浙西南的地方治理
（一）在当地宗族中率先垂范，共同促进了地方社会的稳定发展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维持，除各级官吏的作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间各种社会管理组织的力量，宗族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基于血缘的宗族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替代的内在凝聚力，宗族内部的和睦有序以及其在当地的作为，决定了其所拥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所有这些，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地方治安、促进地方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以聚族而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体系中，宗族的力量确实不可小视。这一特征在浙西南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叶氏、毛氏、徐氏等宗族在乡村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功能。如在龙游，“族不问大小各自为村，有事则集于一堂，宗法虽亡犹有古敦睦遣（疑为‘遗’）风”。孔氏南宗由于其所拥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加之历代族人的孜孜以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南宗文化，其作用和影响力自然是其他宗族所无法比拟的，“南渡以还，搢绅显宦往往遁迹于衢，由是徐、王、孔、叶为著姓。数传之后，族大支繁，不能尽记，炳蔚史册，代有科名”。徐映璞先生在“圣泽遗闻”中指出：“衢州著姓，初以徐、王、郑、叶并称，及孔氏南渡，乃推徐、王、孔、叶，阀阅相承，世为婚媾。”孔氏南宗在衢州的影响力由此可窥一斑。雍正年间（1723—1735）所颁发的《圣谕广训》认为，宗族活动集中表现在“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等四方面。从前面若干专题的阐释中可以看出：孔氏南宗在这些方面都堪称典范，从而对当地各宗族起到了示范作用，推动了其他宗族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有效改变了浙西南地区“悍而果”的民风
浙西南地区民风强悍，“衢属各县，文吏或包揽词讼，武夫则睚眦杀人。江、常两县尤甚，素称难治”。在龙游，械斗之事在民间时有发生，“龙邑愚民，偶因雀角之忿辄思自尽以图诈害，亲属又不行救援听其殒命，即为奇货可居，纠合党羽席卷仇家”。这种民风，对百姓的生产生活安定与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极为不利。
为此，历代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推行教化，“乡饮酒礼”作为流传久远的习俗，成为推行教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记》曰：‘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故《仪礼》所记，惟乡饮之礼达于庶民。自周迄明，损益代殊，而其礼不废”。明代乡饮酒礼作为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深受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明太祖朱元璋希望借此达到“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的功效。
在此背景下，德高望重的人被奉为乡饮正宾而居于尊位。由于孔氏南宗族人严于律己，恪守礼义，德性崇高，所以为人敬重，在浙西南民众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孔氏南宗族人中先后有不少人担任乡饮正宾，如孔克惠、孔希敏、孔希政担任衢庭族长，董司族内事务，而且担任乡饮正宾。再如，孔公诚担任乡饮大宾，孔弘章居三宾位。他们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道德操守成为当地民众的楷模，促进了地方风气的改善。
孔氏南宗族人还通过日常的规劝来改善他人的品行。孔涛“与人交欢然无间，然尚气不阿，有过必面折之，闻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识量”，不但其识量令人敬佩，其人品也被人们长久地称颂，“既殁且将数十年矣，衢乡之长老知公者，至今称颂其美”。孔子第六十六世孙孔兴道文词出众，“欲令肆业敷文书院，以亲老辞”，其孝心于此可见。父亲去世后，他“不复志科第，闭户著书，常戒子弟曰：‘吾家世业经畲。勿堕先绪’”。他品性端方，注重身教，其规劝成效也十分明显，“见人过每动容相规，人亦无怨之者”。
南宗族人拥有崇高的声望是其身体力行的结果，当地百姓为其中的一些士人立祠建庙以永志纪念。孔宥称以其人格风范在当地影响深远，“德巨服人，慈祥固美，方肆情怀，出于儒家，衣冠济济，永世扬扬”。他葬于峡源，坑村人为他立祠建庙，奉祀香火，“自元迄今终年不绝，每岁忌日，专请戏班演戏表示祀念，家家户户非常隆重，‘文革’期间，庙毁像璀（疑为‘摧’），一九九三年峡源村人，重建庙宇，重塑金身纪念”。孔汾以读书、训子为重任，为乡里所重。其他如孔传、孔洙、孔彦绳、孔广升等孔氏南宗精英，都在浙西南民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南宗族人身上所体现的人格风范，对当地的影响是深远的、永久的，士人与百姓在对他们的祭祀与追念中，将不断受到道德上的感化。
三、孔氏南宗的儒学风范促进了浙西南的文明教化
（一）推动了衢州好学尚理之风，浙西南地区士风益进
衢州素有尚学之风，正如唐代李华在《衢州刺史厅壁记》中所说的，衢州“名山大川，既丽且清，俗尚文学，有古遗风”。南宋以降，孔氏后裔的到来及其所从事的各种努力，对这种风气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孔氏南宗的存在使衢州成为历代文人名士竞相瞻仰之地。刘基、胡翰、李遂、徐渭、李渔、朱彝尊、陈鹏年、刘国光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文人，都曾先后到南孔家庙拜祭，写下了不少诗文。这不仅丰富了衢州文化，更激励了衢州士人，朱彝尊在《修建西安县儒学记》中如此写道：“西安之俗，其君子敏于事，士之志于学者不少……得侯所购之书贮于学，有不相观而善，相悦而解，辨其同异而博喻之者乎！吾知教之所由兴，必自西安始，爰摭其本末而书之于右。”另一方面，以好学为重要特征的孔氏南宗宗族文化也对衢州士人产生了积极影响，衢州士人于明理、修身方面更加孜孜以求，“士力学操觚，安贫砥行，无越礼犯分，告诘狡狯之事。尤多师范，经师人师后先辈出，故后进人品学问皆有原本”，于是，“宋南渡后，士风益竞，名巨迭出。至今敦行古道，雅尚礼文。君子重廉耻，惜名节；小民畏刑宪，寡词讼”。这种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但包括孔氏家族在内的诸多世家大族的南迁，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原文化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南宗祭孔丰富了衢州士绅和民众的精神世界
对国家而言，祭孔的重要意义在于行尊圣之礼。孔氏南宗历来重视祭孔活动，其根本宗旨在于通过祭孔活动以推行孝道。明清时期，祭孔仪式更加隆重。祭孔分为四大祭、四仲丁、八小祭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春秋两大祭最为隆重。大祭包括教演舞生、清洗各种器具、准备祭品、迎神接圣、三献礼、“饮福受胙”等各个环节。
祭孔活动对士绅和民众精神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通过超自然的、富有宗教意味的氛围，让民众产生敬畏心和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种类繁多、反复操演的政治仪式常常成为演示和灌输国家神话和民族意识的中心节目”。二是通过对圣人崇拜之礼的体认，让民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儒家思想，“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
衢州古代多鲁阜山神庙，又称三圣庙。这与冯世科笔记中记述的传说密切相关：“衍圣公孔端友负楷木圣像扈跸来南，夜泊镇江。奉像舟覆，风浪中，有三神人拥像逆流而上，得于江滨。公焚香祷谢，烟篆‘鲁阜山神’四字。”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衢州百姓仍然十分看重对三圣的祭祀，“三圣之祀，遍于衢地，三家之村，三叉之路，及于园圃之间，几乎无处无之”。这种对山神的崇敬，其本质则完全出于对孔子的崇敬：“盖祀圣有一定仪制，民不敢亵，祀山神即所以寄崇敬圣人之意耳。”因此，无论是祭孔还是祭祀山神，都表达了封建国家和普通民众对圣人的崇敬，并促进世人自觉地将这种崇敬之情内化为道德体悟，从而有助于净化人们的精神世界。
第四节浙西南地方官员的作为及历史影响
浙西南地区向来具有崇尚文学、贤才辈出和尚武崇义、果敢悍直的人文环境。但是，骁勇彪悍、尚武好气若缺乏善良动机，就会走向反面，“俗尚气，一人有事则举族为之激烈，即甚贫者愿以服力”，严重的甚至发展成为宗族械斗。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以及外来移民不断涌入等原因，历史上浙西南地区民生难济、恶风盛行的难治之症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进而导致社会难以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百姓生活，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衢地顷罹寇氛，士女流离皆鸟兽散，良畴尽成榛莽，城内旧庐阒然可罗雀也。幸各宪招集嗷鸿，鞠谋抚字，登颠连之赤子于袵席，牧守处凋敝之余，蒿目呕心，艰辛十倍于他郡”。在此环境下，浙西南历任地方官员从实际出发，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
一、政治上仁德爱民，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南宋时，衢州知州孙子秀受命于“衢州寇作，水冒城郭”之时。他认为要铲除寇贼，就必须做到官民结合，“捕之责，虽在有司，亦必习土俗之人，乃能翦其凭依，截其奔突”，于是就采取了“立保伍”等有效措施，终于取得成功，“选用土豪，首旌常山县令陈谦亨、寓士周还淳等捍御之劳”，“终子秀之任，贼不复动”。柴伯安于洪武（1368—1398）初年任西安县丞，“十四年，邻寇窃发，诱邑之九都民为盗。伯安入其地，抚谕之，皆泣拜归顺，其从盗数十家悉捕诛之。民感其德，图像于土神庙，至今祭祀焉”。刘起宗于嘉靖十九年（1540）任衢州推官，“铜山民为盗，起宗率义勇攻之……遂斩其首，以示贼，贼惊溃归，至涧不得渡，官兵夹击之，俘获甚众，自是矿徒避迹者数年”。杨准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任衢州知府，在任期间，与通判张泽、知县俞大有一起驱散为盗矿徒。当时，“矿民为盗，攻剽乡邑，四十年知事祝芹死之，大有集兵抵贼巢，俘斩首乱百余人，余党解散”。王临亨于万历十八年（1590）任西安知县，“念民间受害莫如盗，养盗必以窝，侦得真迹，鞭挞至死，窝者股栗，四境乂安”。
明代处州（今丽水）云和县知县顾立，也尽心尽责，为百姓铲除贼患：“景泰庚午，处州贼起，都御史轩公置侯幕下。既平，时云和新置，乃以属侯，至则摧强扶弱，构廨建学……百务咸备。”由于顾立勤于政务，慈惠爱民，所以深得百姓爱戴，当地百姓在云和东南建立顾侯祠以志纪念，明代著名文人李东阳亲自作《顾侯祠记》。清代初年，处州一带寇乱频发，当地官员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打击。项始震于顺治（1644—1661）初年知缙云，“时山寇纵横，乡邑残破，下车招抚，寇散民安”。周茂源于顺治十四年（1657）知处州府，“寇入缙云，率乡兵千余奋励死守，贼宵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