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南宗族学得以复兴，俊杰辈出，著名的有孔广升、孔昭晙、孔昭煚、孔庆仪等。孔广升密切关注当时局势，面对太平军起义，积极做好防务工作，“洪、杨事起，海宇鼎沸，旭楼留心防务。历任象山、兰溪司训，日与当道讲求未雨之绸缪，旋授武义教谕”。孔昭晙，博学多才，为南宗族人中著述最为丰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孝子，为方便照顾祖母、母亲，要求就近担任教职，以育人为己任，以育人为乐事，为当地培养了许多有用之才。孔昭晙作为儒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其身教言传的风范深得时人好评，“少贫嗜学，博通经史。未冠游庠食饩，同治庚午举优行贡明经，京兆试因病报罢归。以祖母春秋过高，母亦年老，乏人侍养，不忍远离，愿就教职，候铨在家。以娱亲课子、授徒为乐，每岁科两试，及门获隽者常八九人。瞿宗师案临衢郡时，尝谒访之，有‘品学两优，不愧为圣人后裔’之誉”。
自孔公昉迁居青镇以后，桐乡支孔氏族人诗礼相传，其中担任学官的也不在少数。他们以培植士风为重任，造就了不少人才，较为著名的有孔尚遂、孔自洙、孔宪采等。孔尚遂在任乐清县学训导期间，注重教育教学方法，科学安排教学内容，做到德才并育，尤其注重品德修养，从而营造了良好的教风和学风，培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每月课既，第其文艺之高下，优者奖借不置口，其绌者为之讲解义理，循循启发，必至贯通而后已，人咸乐以文进质，造就甚众。朔望谒圣毕，又进诸生，而教以孝弟忠信，立身行己之事，不数年而士习文风蒸蒸日上焉”。孔自洙才识过人，深得时人刘宗周赏识，在剑南参藩、荆西兵备副使等任上均有卓著政绩。在道德修养方面，孔自洙“自谓得异传，性拓落，诸生时好为人排难解纷，及居官恬淡自持”。其良好的道德风范和深厚的人文修养，深得士民爱戴，“孔自洙，浙江嘉兴进士，由福建学政分巡荆西，甫八月以病归。去之日，行李萧然，沔人遮道送之。其《题署中别业》云：‘闲挥麈尾封疆静，细嚼梅花肺腑香。’至今诵其诗如见其人”。孔自洙在任福建督学道期间，不拘出身，尤为关注下层士人，“岁科两试，拔取孤寒甚众”。孔宪采为孔子第七十二世孙，“性格豪迈，有经济才”，咸丰八年（1858）任景宁教谕兼训导，“时因邻畺有警，奉檄亲诣五都督办乡团，民情以固。诱掖后进，多所造就”，又曾任丽水、庆元、分水学篆，“卒后，士林交颂不置”。
应该说，孔氏南宗对官学教育的重视和积极参与，充分反映出其教育思想的变化，说明其教育关注的重点逐渐由自我封闭的宗学族塾转向广阔的社会教育。而在此背后，也折射出孔氏南宗对自身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即进一步突破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所形成的高高在上的“独尊”意识，更加以平民心态融入日常的社会体系之中。这无疑是孔氏宗族在社会观念上引人注目的重大转变，“孔氏南宗及其近支……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自‘孔洙让爵’后，他们走出历代不倒的封建府第，从事平民教育，或为学官，或为山长，或设塾教读，活跃于东南诸省，这于孔子世家而言，无疑亦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综合历史和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孔洙让爵是促使孔氏南宗教育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让爵”使得南宗失去了以前尊贵的政治经济地位，南宗族人由于生活日益困苦，于是从家族重教传统出发，积极从事平民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孔氏南宗教育思想的转型与明清时期儒学传播特点的转型恰好不谋而合。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明代中叶以后，儒家的基础动向是下行而不是上行，是面对社会而不是面对朝廷。”因此，孔氏南宗在明清时期的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的平民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儒学传播特点的转型。
第四节孔氏南宗与书院教育
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书院从唐代出现后，到南宋基本成熟，到明清时期进一步完备”。就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而言，书院教育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发挥了更为独特的作用。“相对于官学的身份限制，书院的教育对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扩展，其平民化倾向不容否定”，因此，书院一方面使儒学的传播范围得以扩大，一方面成为广大学者论辩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从而推动了儒学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发展。孔氏南宗族人以多种途径积极参与书院教育，促进了江南各地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更为有效地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演进。
一、孔氏南宗对推动南宋书院发展的文化审视
孔氏南宗参与书院教育活动，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此期，孔氏南宗主要通过直接担任山长或创办书院等途径，推动书院发展。关于书院于南宋兴盛的原因，学者们已从经济、科举、官学、理学等方面进行了相应探讨与分析。然而我们认为，孔氏南宗对南宋书院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具有双重性，即外在影响和内在影响。外在影响是指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和对书院的直接参与，对书院所产生外在的、可见的影响；内在影响则是指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影响江南士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对书院所产生内在的、不可见的影响。
作为“文化原型”的衢州孔氏家庙，自然成为历代江南士人竞相瞻仰的圣地，“堂之东亭曰咏春，以憩四方之士，仰止高山，低回而不能去者”衢州也因此被称为“南州之洙泗”，人们见南孔族人“如见圣祖”；开，化吾衍甚至自署为“鲁郡吾衍”。正如前文所分析，南宗家庙在江南的存在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文化存在”，是儒家文化代相传承的具体载体。南渡之初，这一“文化存在”对衢州直至江南士人来说，显然是一种因外力作用而“移植”过来的“外来文化”。而这一“外来文化”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当时的有识之士又迫切地希望改变现状，所以南宗家庙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内涵以极大的能量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域形成了强大的文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时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人们在思想上能排除种种迷雾，穿越时空的隧道，遥接孔子，回到儒学的“原点”。重教兴学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宋产生了空前的回响，从而推动了儒学在南宋时期的新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书院作为讲学育人的重要场所，在南宋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据邓洪波先生统计，南宋书院“总数为442所，是北宋的6倍，就是唐五代北宋共500余年间所有书院的总和（143所），也只有其总数的1/3”。历代书院的发展一般得力于民间与官方双重力量的支持与影响。但宋代却是“民办书院主宰天下的时代”，“民间力量决定着书院命运的盛与衰”。促使南宋书院走向全面兴盛的民间力量主要有两种即“山野之民”和理学家。
首先来看“山野之民”与书院的关系：“建炎，三年（1129年）……孔子四十八世嫡孙孔端友，置孔氏庙宅于衢州以后，一些儒学大师纷纷南下，聚集衢州，淳熙二年（1175）春末，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四大理学家及其弟子，也相继群萃于包山听雨轩论道讲书……山野之民亦遂骎骎好义，集资办教，捐钱兴学。诸如双竹园义学、华埠七虎堂、包山听雨轩、南山书院、霞山书舍、下庄一峰书院、村头屏山书院、长虹蛟峰逢辰书院、杨林西川学院等均于这期间先后拔地而起。就在此时，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明道书院山长，姓余名坦，字履道，号山英者，解组归乡，即于此捐资创建崇文书院，并设立遗经阁，延请理学名师，座塾讲道。”可见，书院在当时“山野之民”的义举下得到空前发展，从中也体现了普通民众对教育的认识及其在书院建设中的作用。
其次从南孔、朱熹与“实化”的孔子之间的交流互动来看理学家在书院发展中的作用。诚如吴万居所言：“由于宋儒之自觉，造成理学之盛，亦由于理学之盛，导致书院之勃兴。”南宋理学家极注重书院的建设与发展，纷纷恢复、创建、经营书院，讲学于各书院。如吕祖谦创丽泽书院，朱熹创寒泉精舍并修复白鹿洞书院，陆九渊讲学于象山精舍，张栻主讲于岳麓书院，杨简讲学于碧沚书院，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与朱熹有关系的书院就达67所，其中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曾经讲学而后人创建的21所，撰记题诗的7所，题词题额的6所。南宋书院在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努力下得以真正兴盛。
在进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出，南宋理学家和作为南孔圣地的衢州有着不解之缘，在此以朱熹为重点作较为具体的分析。朱熹为衢州江郎山下祝氏的外甥孙，十八九岁时曾求教于江山的徐存。徐存死后，朱熹作《重过南塘吊徐逸平先生》。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后，朱熹应汪观国兄弟之邀到开化马金“听雨轩”讲学，与张栻、陆九渊、吕祖谦又有“三衢之会”。期间，其夫人胡氏病死于马金。另外，朱熹在学术上师从二程门人，而二程受业于周敦颐，周氏早年曾受衢州西安人赵抃识拔。正因为如此，朱熹一生有着解不开的“三衢情结”，而衢州孔氏家庙与孔氏南宗文化则是“三衢情结”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和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把孔子的教育理念和儒家学说都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子开私人授徒之先河，朱熹一生除了做官就是讲学，穷尽毕生精力恢复、创建和经营书院，讲学于各地书院，甚至不惜为建书院而挪用公款，其“书院情节最重，也最感人至深”。
孔氏南宗对南宋书院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两个方面。首先来看空间分布上的影响。南宋书院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按数量排列在前四位的依次是：江西147所、浙江82所、福建57所、湖南43所。这四地书院的发展都深受“南孔文化”的影响，对该区域书院发展影响最大的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等人，无不与衢州、与孔氏南宗有着种种因缘。朱熹的“三衢情结”上文已作分析；吕祖谦为金华人，与衢州近在咫尺，又曾来衢讲学；张栻之父张浚与孔传在平鼎澧寇中有过军事上的合作，栻有一姐妹嫁于衢州开化，开化七贤堂“乃南轩张子游息之故址也”。景定年间（1260—1264），衢州建有朱熹、吕祖谦、张栻三贤祠。其次来看时间分布上的影响。综观南宋书院的发展史，“最多的是理宗朝，有83所；孝宗朝第二；以下依次是宁宗、度宗、高宗、端宗朝，分别为47、40、31、1所……”经历了“爬升—登顶—陡落—爬升—登顶—滑落”的兴废过程。耐人寻味的是，孔氏南宗对书院教育的参与程度与这一兴废过程有着某种暗合。“南宋初年一二十年间，全国书院建设基本处于一种停滞状态”，此期正是南宗族人积极介入社会、讲学布道的阶段，也是南孔文化逐渐形成并开始对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与孔氏南宗有着各种联系的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家，与弟子们“掀起了书院运动”，由此形成了第一次书院发展的高潮。形成于理宗、度宗朝的第二次高峰，正好是南宗家庙建成，南宗士人以更积极姿态参与书院教育的时期。衢州孔氏家庙在理宗朝建成之时，“太守孙子秀讲《中庸》‘上律天时’一章，五十一代孙应发、应得陪讲，衢之人士听讲者以千数”，这使得孔子后人与南宋士人在思想深处又一次实现了交流互动。同时，以孔元龙、孔挺为代表的南宗族人创建书院，担任山长，推动书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