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分析的孔传,在当时大多数人只专于一经的文化背景下,却“区分汇聚有益于世者”,汇编了《孔氏六帖》,充分体现了其高于流俗的价值取向。孔传之子孔端隐继承了父亲的这种优良作风,“年甫十八登宋绍兴进士,负经济之大略,际时势之多艰,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无论在江宁府任观察推官,还是在句容担任地方官,都积极有为,深得人心,这显然与其“负经济之大略”的才干与“澄清天下”的志向分不开的。孔行可则贯通了“有资于世用”的各种学说。孔元龙著述丰富,“既有经学之论,又兼及治国之道”。孔克仁博通经史,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命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同时入学,并提出了“辅以实学,毋使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的要求。朱元璋比较注重实学,孔克仁因渊博的学识和注重实学的理念深得明太祖赏识,因而奉命为明太祖诸子及功臣子弟授经。桐乡支族人孔自洙学识渊博,才干出众,他充分认识到学问对于修身和经世具有重要作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称其“经济本乎学术,道德发为文章,真不愧渊源所自云”。
与空谈性理者不同,孔氏南宗族人强调研读儒学经典的根本目的在于“有资于世用”,在此理念影响下,孔氏南宗先后涌现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如身居高位的孔应得、政绩突出而慷慨好义的孔涛、位至宰辅的孔贞运、被时人推为宰相才的孔贞时、通晓世务的孔尚豫、吏部员外郎孔谟、左宗棠幕僚孔昭烺、“得风气之先”的孔庆仪等人,无不才干卓绝而又注重实学,身体力行,或力挽其颓势,或推动其振兴,对江南社会的进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衢州在宋代处于两浙东路,因而其文化具有鲜明的浙东文化色彩。关注现实、强调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内涵,因而其教育活动不仅有效推动了古代浙东地区儒学的演进与传播,而且有力促进了浙东学术的发展与当地文化的繁荣。
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随传统儒学的演进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南宋以来,传统儒学呈现出由程朱理学到心学、清初实学直到晚清新学的不断演进历程,孔氏南宗教育思想的发展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演进轨迹,从而推动了儒学在浙西南地区的演进与发展。同时,孔氏南宗族人注重率先垂范、言传身教。费正清先生在阐释“明代的社会与文化”时,充分揭示和肯定了家塾在明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明朝为考生设立了‘官学’,各县、府也都奉旨设立了该类学习机构。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教学或寄宿之用,而是招收学生并定期举行考试。真正的求学生涯始于家塾,在官宦人家尤其如此。这样学生不仅可以直接向父辈请教,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动力与榜样。”其实,家塾的重要地位在整个古代社会都是如此。就儒家思想的学习而言,“动力与榜样”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言传与身教的紧密结合在孔氏南宗的家塾教育中得到了完美诠释。子承父道、兄弟之间刻意问学、言传身教等优良传统,促使孔氏南宗的族学教育持续昌盛,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学行俱优、堪称师表的名贤。他们在各种教育活动中传授、光大先贤之道,率先垂范,在推动社会文明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二节特色鲜明的礼义文化与族学教育
孔氏南宗之所以具有深厚的宗族文化,是与其突出的族学教育密不可分的。自南渡以来,南宗族人谨守祖训,处处体现儒家的高尚人格风范,并以传承儒学、化民成俗为己任。孔氏南宗自觉地将历代政府对宗族教化的重视与其圣裔地位相结合,高度重视族学教育,不断提高南宗族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风范,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进而形成了孔氏南宗特色鲜明的礼义文化,一方面继承发扬了孔子思想,一方面为浙西南民众树立了榜样,使衢州成为“南州之洙泗”。
一、源于圣祖、历久弥新的礼义文化
在孔子看来,诗和礼是立言、立身的根本,此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氏家族具有深厚的诗礼传家传统,要求子弟读书以明理、修身以养性。南渡之后,南宗族人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注重礼义文化教育。孔传和孔端己父子的活动及影响,深刻折射出孔氏南宗的礼义文化。孔传“是孔子家族德高望重的尊长。北、南宋之交,孔子家庭史上的重大事件,无不与孔传有关,诸如陪祀扬州、扈跸南渡、率族拜疏等”,其在南宗初期的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绍兴四年(1134),孔传致仕返衢,著书立说,家居授徒。作为孔庭尊长,孔传饱读诗书,涵养深厚,在政治活动、宗族事务、教学活动等方面,都对孔氏南宗产生了深远影响。孔传之子孔端己在南宗初期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绍兴元年(1131)以后,南宋时局逐渐稳定,“南迁孔裔也陆续赴任了……滞留在衢州的孔子世家,其男性人员,绝大多数为官赴任去了。留在衢州的暂住人员,都是他们的女眷和子女,这是一个人数较多的人群,由孔传的夫人和季子端己统领,孔玠年幼,也在其中”。在此背景下,孔端己非常重视对族人的教育,“侍父渡江,习见祖庭旧事,常举以训族子弟”。同时,南渡的孔若钧、孔端朝、孔端隐、孔端躬等人也无不熟于礼义。南渡诸人的积极努力和影响,奠定了孔氏南宗特色鲜明的礼义文化基础。
南渡之初形成的礼义文化,在后来得到不断传承与发展,从而使孔氏南宗推陈出新、代有英杰。榉川孔氏自南宋以来,耕读传家,先后涌现出一批志高才广之士。孔德芳在元末时,“振拔于风尘倾荡之际,造次颠沛之日”,卢时中称“一日过门,见座右揭赵氏司业《见弟训》,历举古今之善恶以为劝惩,郑公君采又为之跋,以激励焉,则知德芳昆弟之志弥高,行弥坚,而克全其美,以为子孙无穷之家法矣”,榉川孔氏的宗族文化于此可见一斑。桐乡孔氏在发展过程中,也“以诗书礼乐训后嗣”。
礼义文化的继承弘扬,主要得力于代相传承的南宗家塾,“南宗家塾,萌芽于南宋初年的‘私学’,发端于南宋后期的‘思鲁堂’,兴盛于明清时期的家塾及书院,发展于清末民初的近代学校”。宋元时期孔氏南宗家学的具体情形,缺乏详尽的文献记载,然而从宋元时期南宗名贤辈出的事实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的孔氏族人接受了良好的族学教育。明弘治(1488—1505)初年,南孔修葺城南家庙,在殿前西厢重建族学。正德(1506—1521)年间,推官刘起宗将东岳庙废址改建成孔氏家塾。家塾规模可观,“为东序者三,以迪成材,为西序者三,以训幼稚”。嘉靖二十年(1541),邹守益在为孔氏家塾所作的记中写道:“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邹守益为王阳明嫡传弟子,黄宗羲认为“夫子之后,源远而流分,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王学之所以能于明代在衢州得到较好传播,是与李遂镇守衢州密不可分的。《明嘉靖李公讲舍记》中写道:“嘉靖戊戌,李公遂来守,政尚德化,民俗还淳,尤以造士为首务,督率六庠诸生发明心学,严以科条,联以讲会,而士皆知所向往。”由于其影响重大,衢州士人就捐资在李遂讲学的地方建立衢麓讲舍,邹守益、钱德洪、王畿、王玑等王学门人经常“会讲”于此,因而推动了儒学在衢州地区的发展。请邹守益作记,不仅体现了孔氏南宗族人对王学门人的敬重,从中可见其对王学所持的态度,同时也折射出当时衢州儒学的发展方向,以及孔氏南宗教育活动对王学传播的推动作用,“南宗的教育思想,随着从朱学逐渐发展为王学,进而使衢州当时的官、私学校成为传播心学的重要阵地,为王学的辐射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
明末清初,南宗家塾逐渐衰败。咸丰年间(1851—1861),刘成万捐资在家庙东厅建承启家塾。同治(1862—1874)初年,浙江巡抚左宗棠倡议捐修家庙,并赎回博士濠田,续置承启家塾。后来,孔氏南宗不断得到官方的拨款和士绅、官吏的捐资。经济上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和推动了孔氏南宗族学的发展。综观明清时期的孔氏南宗族学,不仅促进了以王学为代表的儒学传播,而且随着时代变迁、儒学发展而不断演进,对衢州教育走向近代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受近代教育思潮的影响,孔氏南宗有多人出国留学,‘剪发易服,开风气之先’”,而且,“南孔族学也由传统家塾向近代学校转变”,由孔氏家塾演变而来的尼山小学,“成为当地近代学校教育的典范”。
二、南宗族学与儒学的发展
孔氏南宗的族学教育与儒学发展互为影响、互为促进。孔氏南宗族人一方面认真研究儒家经典,一方面积极践行儒家思想,从而推动儒家思想的发展。在这种族学背景下,孔氏南宗英才辈出,代有贤人。孔传学识渊雅,著述丰富;孔行可博采众长,并注重应用;孔元龙曾任柯山书院山长,以其品行和学识深受学生爱戴;孔克表“博学笃行,尤精于史学”;孔贞运学问深厚,殿试第二,后来官至宰辅。孔端隐、孔从龙、孔洙、孔思模、孔尚豫、孔昭晙等其他许多南宗族人也都是饱读诗书,贯通经史。
《中庸》所说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深刻揭示了学问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中的“行”是学问转化和提升的重要环节。因此,南宗族人重视笃行,强调学与行的统一。“孔子办教育,以品德修行为第一位,在家教上也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其家教思想“呈现出强调恪守礼法、教子宜严、父权以及治家是治国基础的特色”。孔氏南宗族人继承和践行这一思想,尤其是在言行方面恪守孔子的训导,以此不断推动家学的兴盛。
孔氏南宗族人严格遵循孔子提倡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孝悌之道,处事严谨,待人谦和、诚信,因而深得世人尊敬。孔汾生活俭朴,践行孝道,重视教育,“性俭约,事亲孝。隐居城西,读书训子,乡里重之”。孔涛在为官方面政绩突出,又积极关注宗族事务,关心体恤族人,“为人慷慨好义,奖励后进,损己产以广庙庭,给禄米以养贫族。考订宗图,刊镂谱系,以至宗门冠婚丧祭之事,则思所有以济之”。黄溍所作的墓志铭盛赞孔涛“孝友出于天性”,“急于人之患难穷厄”,“笃于师友之谊”,又说“矫矫孔君,生今之世。无待而兴,六行兼修。直道以行,视险若夷”。孔克准讲究孝道,待人谦和,恪尽职守,好评如潮。他在任太常博士期间,经常抽时间侍奉母亲,“旦则出营职,及暇而归,即率妇子侍左右,备物敬养焉,夫人乐之”,同时因自重重人而深受时人敬重,“谦慎和厚,秉礼而蹈义,其奉职尤尽诚。与人交久而敬,人亦无不爱敬君者”。孔克进曾任奉议大夫、宗人府经历,杨士奇所作的“挽诗”称其“谦和自天性,文雅出时髦”。孔有斌无论是于人还是于己,也无论是持家还是对于乡里,都规规矩矩,从不损人利己,“为人克俭克勤,其厚于持家也,安分守己,其厚于处世也。而且弗损于人,无利于己,善亲朋,睦乡里,训其子孙循乎规矩,此皆公之所厚者也”。孔昭晙博通经史,被浙江学政瞿鸿禨誉为“品学两优,不愧为圣人后裔”。
尤为可贵的是,孔氏南宗在失爵期间(1282—1506)尽管处境艰难,但依旧发扬优秀的家学传承,关注宗族事务,继续推动宗族文化的发展。孔洙让爵之后,毫无疑问地对孔氏南宗的宗族活动、族人境况和宗族文化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宗室逐渐式微。他们的衣冠礼仪如同平民;祭田须纳课税,家庙无力维修;族人难入仕途,只能沉浮于书院山长和儒学教谕之中”。作为先圣后裔,原本可享受优免差徭等特权,而在失爵之后却出现了“与民一体服役”的现象。祭田作为孔氏南宗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家庙祭祀具有特殊意义。